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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向党

2021-07-02 11:47:48 来源:穆棱市老科协 浏览:63

红心向党

穆棱市老科协 于晶

 

今年71日,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入党整整四十二年的日子。四十二年前的71日,当我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眼前立即浮现出许多让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尽管这些人都很普通,事也都很平凡,但却让我见识了我们共产党员的那种高尚品德和修养,使之成为了我人生中的难得的良师益友和学习的榜样。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像他们那样,加入党组织缘故吧!

听母亲跟我多次讲过,我出生时第一次吸吮的乳汁并不是她的,而是县城医院里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长的。她叫崔顺子,朝鲜族。母亲说,护士长的儿子是跟我一天出生,母亲生我时由于体弱没有奶水,我整天饿得哇哇哭闹。这时在隔壁产房的崔护士长闻讯过来,毅然敞开衣扣,把乳头塞进我的小嘴里。当我吸吮了甜甜的乳汁后,立即不再哭闹,一连几天护士长都按时过来给我送奶,直到我母亲的奶水下来。事后母亲曾多次带着点心面谢崔护士长,而每次都被她婉言谢绝。她对我母亲说,这是她应该做的,因为她是一名共产党员。

记得我八岁那年秋天,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县城民主小学的校园。当母亲要把我交给一位年轻女老师的时候,我竟胆怯地直往母亲的身后藏。这时这位老师从母亲的身后把我拉到她的面前,抚摸我的小脑袋亲切地说:“小朋友,你现在己经长大了,要学知识了。不能总是缠着妈妈了。”接着她指着教室前那些正在玩耍的小同学又跟我说:“你看那些小朋友玩的多开心啊。今老师还要教你和小明友们一起唱歌,写字,画画呢。”我一听这话便松开了母亲的手,把手递给了这位女老师。就这样我被这位老师领进了人生的学习课堂。事后,我知道这位女教老师的名子叫王敬文,是当时民主小学教师队伍中的一名共产党员。

1969年,己经在县城第一中学上学的我,因父母被下放到农村,只能在学校住宿。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一切都感到那么地无助。当班主任董宪荣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我,经常到宿舍看望我,有时还给我带点好吃的,并鼓励我要学会独自生活。记得我上初二的那年冬天,有天晚上因为宿舍的火炕烧得过热,半夜时我褥子竟被烙着了,若不是同宿舍的同学及时打水浇灭,不知还要惹来多么大的祸呢!第二天董宪荣老师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来到宿舍看望我。当我看到和蔼可亲的董老师时,如同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委曲的眼泪涮地就流了下来。董老师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搂在怀里,安慰说:“有老师在,不要怕,不要怕。”之后他亲自把烧焦的被褥捆绑起来,下午放学后,他用自行车驮着行李,连同我一起带回家。就这样,我一连一个多星期都吃住在董老师家里。一个多星期后,我才带着洗补好的被褥回到学校的宿舍里。那一年,董老师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746月,面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形势,我和很多同学都很彷徨。这时,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也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陈洪祯老师多次找到时任班级团支书的我,一方面了解班级同学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态度,一方面又鼓励我在这方面要发挥好团支部书记的表率作用。通过陈老师深入浅出、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我提高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时也坚定了上山下乡的信心。我毅然同班级另一名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赵玉国同学一起起草了《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立即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的倡议书,并把它张贴到学校玄关的显著位置。记得这份倡议书当时还被县广播站的编辑部采用了,这在学校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年七月中旬,我和县直机关干部的二十多名子女,一起来到了八面通公社四合大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我还担任了四合村青年点的团小组长。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我由于经常向陈洪祯老师汇报我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及时得到他的指教,使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身心上,确实得到了提高和锻炼。夏日我和社员一样,太阳一出就下地干活,太阳落山才收工;秋天和社员们一起收割庄稼,记得收割水稻时,我曾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歇气时就在池梗子上弯着腰小憩;冬天,生产队搞农田水利工程,我和社员们一样,顶着刺骨的寒风,挥镐抡锹清理水田壕沟里的淤泥。手上磨出了血泡也全然不顾。大冷的天,我竟然把棉祅一扔,穿着背心干活也没觉得冷。转年到了春天耕种时节,我又虚心地向生产队里的老把式学习耕地扶犁的技能……可以说,那段上山下乡生活确实锻炼了我们这代人。现在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只要和那时的条件一比,真的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无比幸福,满足感油然而升。而这些与陈洪祯老师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

无论是崔护士长,还是我提到的那几位老师,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我尚且稚嫩的心灵中,人们都把党比作母亲,那么将来我一定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心向党,做党的好孩子,多做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事。这,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19763月,己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两年的我,又怀着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入伍后经过短暂的新兵集训,我就被团里抽调到吉林市军部直属通讯营,参加了为期八个月的无线报务训练。报训队以师为单位组班,我所在的班共有九名从全师各团及师直通讯连选调的新兵。我的班长陶云刚是师部无线通讯连七三年入伍的山东籍老兵,听说他是全师无线通讯连的业务尖子,入伍两年就加入了党组织。可能外人看报务员是很轻松的,但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务员,是要经过严格训练才能达到要求的。比如学习发报,开始时要用弹簧很硬的电键,主要是练习指力与腕力的协调。而在手指与电键钮接触过程中,往往因反复磨擦导致手指破皮渗血,弄不好还可能感染化脓。几天下来,我和大家一样右手中指都受了伤。每次训练前都要强忍疼痛,先把感染了的手指脓血挤掉,再把手指紧贴在电键钮上,猛敲几下让手指麻木才能进行训练。可想而知,这种单调枯味的训练比起在农村干活时还要痛苦。我虽然嘴上不叫苦,但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这时,暗中知情的陶云刚班长及时跟大家了解感触,召开班务会,并在会上给我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他除了讲述了我们师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功勋卓著的故事,还讲述了通讯兵在战场上的千里眼、顺风耳作用及战斗实例,更交流了他本人训练的体会和经验。陶班长讲的生动,我们听的入神,我的思绪完全伴随他的讲述而沉浸在故事之中。打那之后,我们班的战友训练情绪高涨,大家不畏苦累,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了在抄报、发报、勤务用语及机上操作等方面的难关,训练结束考核时,我班集体成绩位居第一。回到团里后,我在电台台长潘火根、老兵段连生、齐敦亮几位党员战友的热情帮助下,收发报操作技能提高很快,成为全师参训学员中第一个上机工作的新兵。在以后全师无线通讯各项考核中,我都取得较好成绩,还获得了连里的嘉獎。同时,由于我积极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也被团警通连党支部列为入党积极分子。

19786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八面通公社团委工作。记得我到公社报到时,还是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崔南炳同志接待的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入伍之前,在四合大队下乡时就表现很好,社员们对你评价也不错。到部队后又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还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这回到咱们公社工作后,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进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为了考验和提高你的工作能力,我准备让你到全公社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新城村下乡包队,你看咋样?”我觉得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考验,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尽全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包队的其它两位老同志的情况。一位是公社武装部长张贵元,包队的工作队长,也是一名退伍老兵;另一名是公社文教助理孙士英。崔书记还特别告诉我他俩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就这样,我到八面通公社报到后的第三天,就按公社党委的要求,随同张贵元和孙世英同志一起乘公共汽车到了离县城较远的新城大队。到那里后,我跟随两位老同志认真落实公社党委的要求,组织大小队干部抓好当时的忙铲忙趟等季节性农业生产。白天我们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我们还要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学习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文件,分析和研究当时农业生产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制定改进办法。有时开会学习到深夜。在工作中,两位老同志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密切干群关系的工作热情,都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我。随着与两位老同志长时间的工作接触,也逐渐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思想感情,我也情不自禁地向两位老同志坦露了自己的心菲——恳请他俩能在政治和工作上帮助我进步,在努力工作的基础上早日加入党组织。当然,两位老同志也十分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了让我尽快熟悉农村工作,两位老同志给我交任务,压担子。每当公社党委下达新的工作任务时,他俩都首先研究好办法,然后让我去独立完成。而每次向党委汇报工作时,他俩又都事先把情况汇总好交待给我,让我在公社干部大会上汇报。就这样,我很快在公社领导和干部中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当他俩知道我愿意写点东西时,便主动为我提供一些公社可圈可点的素材,鼓励我大胆地向新闻单位投稿。我也不负所望,利用下乡工作的间隙和早晚时间,写了很多反映八面通公社工作亮点的新闻稿件,陆续被县广播站、牡丹江日报社、牡丹江电台、黑龙江农村报、黑龙江日报采用。一次,我写的《工分上墙,农民高兴》稿件在牡丹江日报二版头条刊发,还被加了编者按,引起了公社党委领导的高度关注,不久我就由团委干事调任党委宣传委员。到公社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71,由于我有部队入党积极分子的基础,又经张贵元和孙世英同志介绍,经公社党委研究批准,我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一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时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我心中多年的夙愿。

举手宣誓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崔护士长、王敬文、董宪荣、陈洪祯、陶云刚、潘火根、崔南炳、张福君、王崇波、张贵元、孙世英等一连串老师、战友、领导及同志的名字,是这些共产党员身上良好的品质影响了我,我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培养下,不断成长进步,终于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努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19798月,因我在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岗位上敬业工作,写出的很多稿件在省、市媒体发表,引起了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关注,于是,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自那之后,我又先后离职两年,在县委党校参加了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取得了大专文凭。毕业后被县委组织部分配到县政府办公室任政府常务秘书,之后提拔为政府办副主任。19896月,我又被调到兴源镇任镇长。两年后,又调到全县最困难的企业——濒临倒闭的光义石墨公司任总经理。又过两年,在企业形势稍有好转的情况下,由于身体原因,我又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1993年,我被县委推荐到由牡丹江市委组织部与北京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经济干部管理培训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并取得本科学历。回来不久,我县撤县设市,我担任了市委秘书长一职。1998年,我荣幸地被牡丹江市委提拔为穆棱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我一干就是八年。2006年市委、市政府换届,我又在市政府分管文教卫生的岗位上工作了五年,直至2012年政府换届。2015年在我要办理退休前夕,市委领导决定让我到穆棱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担任副会长至今。

在兴源镇担任镇长期间,兴源镇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由于连下大雨,穆棱河水猛涨,我巡视穆棱河堤岸时,发现西崴子村一带河水即将漫堤。一旦河水漫堤,整个西崴子村及下游兴源镇的上千亩土地将变成一片汪洋!险情紧急,当时镇党委书记张国君同志出差在外,我迅速率领全体机关干部组织各村村民加固堤坝,抗洪抢险。期间,我身先士卒,带头扛沙包,抡锤砸桩,抢修河堤。河水上涨时,我不顾个人安危,仍在河水中作业,竟险些被洪水冲走。我的行为也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镇机关干部和村民。大家同心协力,一鼓作气,化险为夷。同期,由于耕地水分饱和山坡地被雨水冲刷,寇河沟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大灾面前,我和国君书记一起,又带领机关干部和村民通过“山戴帽(栽树)”、“坡拦腰(修埂带)”等方法,有效治理了寇合沟流域的水土流失。事后,我被穆棱县委评为抗洪救灾先进领导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在光义石墨公司工作期间,由于我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临危受命,勇扛重担,并带病工作,且稳定了企业形势,在七一建党穆棱县委大会上我被穆棱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由于穆棱的宣传工作一直位于牡丹江宣传工作前例,我先后两次被牡丹江市委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评为牡丹江市和黑龙江省优秀宣传干部。

回顾入党后的工作历程,我深切地感到,我的每一次成长和进步,都跟党组织的关怀培养和不同岗位上的老领导们的帮助教诲密不可分,而我自己只不过是按着组织的要求,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党恩似海,而我微报。尽管我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做了很多工作,但总觉得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与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人生中的遗憾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如今我虽己退休,但永远红心向党,我仍按组织的安排,工作在穆棱市老科协的岗位上。我决心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力而为,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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