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忠诚与热爱
——记两位平凡的离休老夫妻入党和在党的故事
海林市老科协会员 朱淑芬、冯成吉
虽然它们已经逝去，但是党员的样子永远铭记在后人心里。
虽然他们不曾有若大的光环，但是行为可佳，可圈可点。虽然她们“出身不好”，但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度足够高。他们就是海林市第二中学文理教师杨棣莲与周必铭。
杨棣莲与周必铭本是江苏人，前者出生于1925年，后者出生于1926年。周必铭在1949年6月湖北省汉口解放时，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在宣传部门工作（这之前在汉口当老师），并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解放了海南岛后，又回师北上于1951年11月入朝作战，是49军137师侦察连的文化教员，后来到团政治处做宣教工作，后又调到137师教导营工作。在朝鲜战场上，部队打到三八线执行任务时，周必铭担任师联合观察所所长，协助政治指导与排长共同制定作战方案，以小部队出击消灭敌人，立三等功。于1954年5月在朝鲜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部队从朝鲜战场撤军后，驻军在吉林省吉林市，军衔为上尉。
一直在苏州当教师的杨棣莲，这时从江苏省来到吉林省吉林市与周必铭完婚，开始了在吉林市纺织工业学校的教师生涯。白天她在学校上课备课，抽时间深入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采访报道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劳动热情和火热的劳动场面以及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很多文章都发表在吉林日报上，每次撰写的稿件几乎都能被刊登，并且获得了较丰厚的稿酬，多次被吉林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1958年，中央军委向全军官兵发出了开垦北大荒的动员令，周必铭积极报名申请到北大荒屯垦戍边，于1961年转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林口县文教科工作，不久周必铭收到了部队寄过来的刊登在解放军日报上的写有自己事迹的文章，他一直保留着（它去世后子女没有收藏）。在林口县文教科工作仅仅一年的时间，他要求到学校去任教，于1962年秋季，周必铭夫妇被分配到了柴河镇中学，1972年调入海林县第二中学工作，直到离休。
对党的忠诚永不变
周必铭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参加革命工作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肯干，勇敢有智慧，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而杨棣莲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大家庭（家族中的长辈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只有一个叔叔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成分论的。杨棣莲虽然努力工作，积极申请入党，但是在她退休前也没有加入党组织。
1983年，已经退休近三年的杨棣莲（当时还在学校继续教课），有一天下午，她走进办公室刚坐下，突然伏案放声嚎啕大哭，哭声振聋发聩。一问才知道，和她同龄的海林镇中心校校长去世了。有人又问，他去世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时杨棣莲抬起头，擦了擦眼泪说：“黄校长走了，我的时日也不多了，可是我还没入党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同志们全明白了，她退休后还在加班加点工作，她是在要求入党，时刻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支撑她忘我工作，甚至是在奋斗着，她要求入党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旁边有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教师被杨棣莲感动了，他说：“我和杨棣莲一样，现在入不了党，我比她岁数小，以后继续努力，我在时间上还有机会。”这就是党在人民心中永远的影响。
党组织对杨棣莲的考察是长期的，而且是严格的。不仅是她的家庭出身成分高，而且是在她申请入党审查其丈夫档案时，有一页写着：“杨棣莲有特务嫌疑，其表姐是日本特务，因此，周必铭是限制使用的干部。”正因为如此，杨棣莲始终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外。这次杨棣莲的言行也为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提醒，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不能让一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长期滞留在党组织的大门外，根据她平时一贯的思想、工作表现，向县文教党委作了汇报。文教党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对杨棣莲的“特嫌”问题进行外调。调查的结果表明：其表姐不仅不是日本特务，而且已经从上海某中学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从此摘掉了罩在杨棣莲头上莫须有的“特嫌”的帽子。杨棣莲由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喜出望外，自己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这时她已年满59周岁，可是她的工作劲头更足了，一直无偿为学校代课、出板报、刻钢板、出考试题，和刚毕业的新教师一起备课，听课，指导他们的教学工作，整天忙的不亦乐乎。已经60多岁的人了，还没有离开讲台，有人问她：“退休了为什么不回家休息？”她回答的很简单，说：“我怕这一肚子的墨水烂在肚子里了。”这句话下意识地表达了她要把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追求。那个时候受文革中“考试开卷”、“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教师是臭老九”等思潮影响，当教师甭说多难了，坚守岗位不缺勤就更难了。杨棣莲的第二个孩子得了森林脑炎，她一天也不缺勤，还还经常给请假的教师代课。她用行动证明心中只有党的事业，没有个人利益。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可以说，她不仅和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划清了界限，成为国家需要的劳动者，而且要成为先进的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她时刻都在努力践行着党员标准。然而她长期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从未有怨言。当她因同龄人逝世极大悲痛时，也正是她内心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真实写照，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贴着母亲身体的热爱呀。
而周必铭是一位1954年入党的老党员。他默默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让同事们记忆犹新。周必铭一直坚持及时按标准要求缴纳党费，在他的心里，交党费是党员政治生活的大事。90岁以后的周必铭，他明显地感觉出自己的体力大不如从前了，在朝鲜战场上患上的细菌性痢疾一直困扰着他，一米七四的个头，只有百来斤的体重，走路已经有些吃力，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去第二中学交党费。收党费的同志看到他不断消瘦的身体，既钦佩又同情地说：“老主任，您身体不好，可以少交些。”他说：“我还是按规定标准交吧，现在只能用交党费为党做点工作了。”他如数缴纳了党费（周必铭离休后有一段很较长的时间负责写教育志，没有任何报酬）。2018年7月，他到学校交党费，走路时感到腿痛的厉害，就对收党费的同志说：“我把下半年的党费全交了吧！”这次之后，他再没有机会到原单位交党费了。因为他于这一年的8月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和当时不想交党费的现象相比，和“70多岁了还用交党费吗？”的论调相比，可以说是小屋见大屋。这是一种对党的无声的忠诚与热爱，就像小孩子长大后孝敬父母一样，没有索取，只有报答。
宽以待人的思想品格
1984年，杨棣莲的“特嫌”问题解除后，他们夫妇才知道周必铭转业的档案里有一页未经组织审查写着“杨棣莲是特嫌，周必铭是限制使用的干部”的材料，不仅影响了杨棣莲入党，而且从1962年至1984年还影响了周必铭后半生的政治前途。1982年底，文教党委决定把周必铭从海林三中教导主任的岗位上调到海林二中任副校长，谈话后，到海林二中履职的时候却是教导主任的岗位，有些让人感到诧异。但是周必铭连问也没问，认真负责地做起了教导主任的工作。然而他手下的两名副主任分别于1984年和1994年担任了海林三中与海林二中的副校长，他直到离休还是一名教导主任。是他的能力水平不及吗？不是的。他在英语课有空堂的时候，他补上，政治课缺人时，他去教政治。这不是因为他是全科教师，而是他有这些学科的教学经历。他在部队工作时曾两次于1949年6月、1950年8月参加中南军政大学总队的培训，学政治、学英语，也曾在志愿军49军教导队学政治，在柴河中学也当过政治老师。数学是他的爱好，数学课更是他兼教的课程（教导主任都兼课）。教导处的工作计划，每周工作的周计划都由他提前拟定好，及时登在揭示板上，供全校教师与学生周知。他十分勤恳，每天早上七点前必到校，查看各班学生到校的情况、卫生清扫情况，冬天还看炉火生的怎么样以及学生自习情况，教师到岗的情况等等，起早贪黑，兢兢业业，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体现在平凡的工作中。
上世纪的六、七、八十年代，家庭出身也是组织提拔考查干部的重要条件。周必铭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能做副校长的工作，是自己的家庭出身成分高组织一直在考察自己，心里还是很平静的。当他得知自己的档案中有妻子“特嫌”问题因此受到牵连时，他没有向党组织申诉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更没有要求组织平反（当时全国范围内各级组织部门都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中所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他只是向自己所在部队的首长打听了一下政治干事的近况，得知他已经转业，工资还没有自己高，只听到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一句话就过去了，在常人的心里都是过不去的坎，被人诬陷，不被重用，心里的疙瘩和怨气怎么能说放就放下了呢？在实际生活中，周必铭夫妇确实做到了。他们一如既往的工作，从未听到他们再提起这件事。由此可见，周必铭夫妇胸怀之坦荡荡，不为名利，保持党员本色，宽容待人的品格使人敬佩。
让利于人的思想境界
教师职称不仅是教师学识能力水平的象征，而且是教师待遇的标准，因此每位教师都想晋升职称，最好能评上高级教师职称。文革后，1987年开始第一次评聘教师职称时，周必铭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不仅是因为具备了学历条件，又担当教导主任工作，而是他一直未脱离教学，一直兼任初中的数学课，解决数学难题的能力很强，年轻的数学教师经常向他请教，他被群众公推为高级教师。可是领导班子集中研究评聘教师工作汇总时，周必铭发现一位负责后勤的工作的校长没有被评聘上高级职称，当时自己的工资就比他高，就主动提出把自己高级职称名额让给这位校长。两年后，再次评定教师职称时，有两位教师在评聘高级教师职称，因为只有一个名额两人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周必铭又把自己高级教师职称名额让了出来，平息了争执。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很平和，他说：“让给年轻人，让他们好好干，我快退休了，没有职称也无所谓。”就是这样一句极普通的话语，彰显了周必铭舍己为人的思想境界，从不为个人谋利的共产党员的初心。
他们就是这样以关心他人为重，以培养年轻人为己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为自己考虑得失的一对离休党员老夫妻，他们用思想闪光的一面影响着后人，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他们五个子女组成的五个家庭，七人为党员，有三个家庭夫妻双方都是教师，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中高级职称的教师，还有一对夫妻在省城工作，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妇产科专家。还有一对是牡市农行副行长级的人物。这些子女在他们思想影响下，有作为，有担当，有成绩，成为国家有用人才。
周必铭夫妇，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有的只是用最普通的人生诠释着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们用自己的平凡之举书写出忠心向党、爱心为民、永远跟党走的执着的心声。
这就是一对普通的党员，一对平凡的人民教师，一对离休老夫妻，他们用一生的时光，践行了对党，对人民无声的忠诚与热爱，让人敬佩，使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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