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王治普
作者简介：王治普，牡丹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老科协副会长，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工作。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到宁安渤海农村“改造”，21年后彻底平反。现为国家一级编剧，曾任牡丹江市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牡丹江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王治普同志今年83岁高龄，但他仍勤奋写作，笔耕不缀，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其中，发表和演出的作品有话剧《女大十八变》、《痴心庄稼汉 》等二十部，。《女大十八变》一剧，获“文华编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发表长篇小说《渤海国通俗演义》一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近百篇。另有电影、电视连续剧6部，可以说老当益壮，是位高产作家，获得国家、省和市多项奖励。这次发表的《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就是王治普同志一篇近作，他历经磨难但痴心不改，文章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体现了一个老科技工作者的风采，值得一读。
人生到底有没有第二个春天？有人说没有，论据是谁也捡不回逝去的时间；有位老领导说有，论据是科学的对待人生。我是主张有第二个春天的。
青春不是年龄，而是心态。20岁和80岁，都有享受青春的权利。
我的主张是：60岁以前，不管你当多大的干部，或遭多大的难，一律是人生的预备期。会不会活全靠你怎么安排60岁以后的活法，因为60岁以后真的到了黄金的秋收季，也就是第二个春天的开始，将又一次享受生活的甘甜。
先说不会活的，先寂寞，后痴呆，然后驾鹤西去了，也就几年吧。
会活的怎么活？
人生这一辈子，不管活多大岁数，也就是“三天”。必须是科学地对待这“三天”。什么“三天”呢？即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何对待这三天，决定你一辈子的成、败、长寿或短命。
一、心态锻炼应放首位
有的人坚持晨练，甚至跑一个钟头，可回到家就跟邻居、老婆打架，所有锻炼全没有用了。心态最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三天。
先说昨天，那是历史了，已经无法再回来了，必须要宽容。比如反右派时我当了右派，从省城被遣送到宁安，长达21年之久。是错案，可又该怎么样？我是心平气静地对待了，基本上没有发牢骚。文化大革命10年，遭的罪太多了，我比较平和地挺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树一个敌人，后来全成了朋友。为什么？有名人指点，我宽容了21年。
在挨批斗的20多年，我没闲着，搜集了大量文史素材，全当自己体验生活了。这样才有了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创作上的大丰收。假如斤斤计较，目光短浅，想不开，早就离开人世了。
再说如何对待今天？对待今天一定要严格，活一天必须要有一天的质量，不能虚度。决不泡在酒缸里、混在麻将桌旁。尤其是每天都要动笔，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么写出来的。直到今天也没停笔。如今我可以告诉大家，失去的20年时间我抢回来了！
如何对待明天？要有点科学和幻想，这很重要。60岁的时候我有过科学和幻想，即我要创作到80岁，把损失的21年右派时间抢回来。
20年，我创作发表的大型话剧本共22部，其中代表作为《女大十八变》；创作和演出了电视连续剧《黑土》；广播剧《当代酒仙》等；拍了我电影五部，如《大喜之家》等；发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14部、短篇近百篇。去年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还演了我的话剧《小抗联》（合作）。
这20年，我得了国家级的奖10次，4次进京领奖，两次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其中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两次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奖；省级的奖项共18项；市级奖项47项。这些是对人生态度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
二、夫妻关系是第二个春天的保障
因夫妻关系不和而事业失败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单独讲讲此事。
我的专业是搞戏剧创作。用戏剧的语言说：“我最好的年华是扮演悲剧角色，但我从来没有悲剧心态。这要归功于我的老伴刘明芳”。
每当我们老俩口参加老同学、老同事聚会时，他们第一杯酒都要敬我老伴，说：“王治普能当上作家，功劳有你一多半！”还有的说：“王治普这小子命好，没有明芳你早完了！”
这话是真的，准的。
从结婚到现在，已经相濡以沫58个年头，经历过明媚的春光和秋日的阴霾，更有严冬的暴风雪；头上的青丝虽已飘银，惟有情感的火焰始终不变，就象永远融不尽的一块蜜糖。有人说女人就是一座大学校，我体会得比较深。
1952年，我和刘明芳同在省教育厅工作，天天见面。她和我同是中级理论班的辅导员，常在一起开会交流经验。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漂亮不娇，谈吐不凡，有心接近，缺乏胆量。那时才20刚出头，还没有决心找伴侣。一年后，她调到了省委组织部，从此很少见面。
过了两年，周围的伙伴们纷纷成双成对，也有人给我介绍过，但都没成，总觉得不如刘明芳，可不知人家怎么样了？
1955初夏，在大街上突然遇到了刘明芳，巧妙地进行了交谈，知她尚无意中人，我抓住了这次机会，再也没有松手。当天我俩散步了五个多小时，唠了许多许多。从此，我每周都约她见面，渐渐培养起了感情。1956年的冬天，我们结婚了。
1957年，我被错划成右派，觉得再也不配和她一起生活了，因为可能要当一辈子农民。她说：“你去哪儿，我跟你到哪儿，这个家不能散！”当时右派离婚率相当高，而她主动跟我到了宁安东京城的大荒地村。
多年来，不敢也不愿意回忆那段苦难，偶尔当笑话讲。
记得临离开哈尔滨的头两天，她一天一宿给我用手针缝了一件对襟棉袄，针针线线寄深情啊！我一连穿了三冬，肩头和袖口早已布满“补丁”。她在渤海中学当教员，孩子送到刘奶奶家看着。披星星送去，戴月亮接回来，每次往返4华里。我在8里地外集中改造，心有余力不足啊！
当年每月只给我开26元生活费，刚够自己填嘴的，几年都没拿回家一分钱。我爱人连一次都没提过钱的事，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激励我这个大老爷们只有好好干活，快点摘帽。
后来她在渤海中学当书记，也不容易。每次运动来时都有人提意见，说她跟“摘帽右派”爱人划不清界线。凭良心说，她在政治上从来没给我压力，还常跟我说：“你绝对不是反党的人！”这种鼓励胜过读多本理论书。
在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她遭的罪比我多，三天两头戴高帽游街，还被剪了两次鬼头。我又一次看到了她的坚强，是十分优秀的女人。
1979年之后，我们家跟祖国一样迎来了春天。灾难时，我们没有流眼泪，如今只有笑声。我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时期，有很多次是写大稿。比如电视连续剧《黑土》，40来万字、《金帝春秋》50多万字，《牡丹村的故事》40来万字……。每次都是她帮我复写（一式4份），有时要复写两遍。有一次抢时间，她一天给复写了两万多字。不仅仅是复写，还得当“责任编辑”。她在语法修辞上比我强，当过中学语文教员嘛。没有老伴的相帮，很难有我的成绩。
这几年家有电脑了，我还是换不了笔，一打开电脑思路就堵上了。是儿子和儿媳给打字，校对的事还得我老伴管，“军功章”真的应该有她一多半啊！
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找个好老伴是一切幸福的根本。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哪！
三、永远激励我的几个故事
一辈子能留下长久的是甜是幸福。甜是美德的结晶，是真善美的化身，要永远相信还是好人多。我就讲几个故事吧！
怀念老厅长唐景阳
那是1950年2月，春节刚过，我被分配到了原松江省文教厅，非常幸运，厅长是唐景阳。至今，七十岁以上的文教口的人，肯定都熟悉他。
当年，他才四十多岁，
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公出，是到牡丹江市朝鲜中学视察。听完了汇报之后，他给我出了三个题目，让给他写讲话材料，说第二天午前上班就用。我是很认真的，足足开了一宿夜车，天亮才写完，按时交了卷。满以为能受到表扬，可他看了之后说：“不合格，重写！”同时指出了不足之处和写的方法。到点他作报告去了，我还得含着眼泪重写。他作报告从来不用别人写稿，但随员必须得写，可见他培养年轻人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
还有一次我给他写材料，抄得恭恭整整。他问：“你抄过一遍？”我答是。心想：“岂敢不抄？”他说：“文教厅的干部，写材料必须一稿成。你不想好就别动笔嘛！”一稿成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我足足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后来我能走上文学和戏剧创作道路，跟老厅长的提携绝对有关系。
唐厅长经常搞讲座，给全厅干部讲哲学，一讲就是半天。从来不拿稿，顶多在烟纸上写几条提纲。坐着讲喘不上气，因为太胖，只好站着讲，但肚子要放到讲桌上。讲起来有声有色，深入浅出，气氛相当活跃，笑声不断。象春雨一样，滋润着我们这些幼苗儿。
有时开全省文教干部或教师大会，给成百上千人作报告，除传达文件外，绝对没有稿，讲的非常透彻，能把人鼓动得热血沸腾。后来，照本宣科的干部多了，套话连篇，放在哪里都能用，听得乏味，很难入心。1957年助党整风时，我写过一篇小品文叫“机器人”，就是讽刺那些不动脑的干部，怀念唐厅长的真才实学和领导艺术，结果成了“罪状”。
唐景阳厅长死于文化大革命，罪名是冒充名人唐景阳。后来查清了，他是真唐景阳，不是假唐景阳。唉，晚了！
为缅怀老厅长，献诗一首：
风雨几十秋，
洒血不计酬。
笑貌今犹在，
九泉应无忧。
给了我精神支柱的李敏大姐
过去经常从电视上看到李敏同志，她曾是省民委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近些年也许是年事已高离休的缘故，相对在电视里露面少了些。
五十七年前，在省教育厅，她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副处长）。这位老抗联战士，爱护部下是出了名的，不管谁家有了难事，还是谁在恋爱上出了波折，她都要操心和帮忙。经常有些农村的老抗联战士来访，她都领到家去管吃管住管路费。心肠热得象一盆永不熄灭的火。
记得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们处一次就揪出了于由、刘革非、和我三个人，她真有点火了，敢在党组里为我们直言申辩：“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们是右派！”这在当时是何等的胆识啊！就在要批判我的前夕，她竟然决定带我去齐齐哈尔公出，并买好了火车票。这一举动被省厅领导发现后给制止了，她险些也受批判。
那是一次风潮，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但能看出一个人的正直和坦率。在全厅批判我的十二次大会上，我据理力争，根本没想低头。有一天她对我说：“小王，明天检讨几条‘罪状’吧，不然划你极右分子啦！”我理解了她的意图，不再以强硬态度对抗了，给我定了个一般右派。假如没有她的保护，我将是很惨的。极右分子全部都送去强劳，而且四周架着机关枪。想想，真出了一身冷汗哪！
1958年2月，在我被遣送到宁安农村改造的前夕，她找我谈了一次话，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她说：“我在苏联当过红军，打仗时要看表。总攻令一下，万炮齐轰敌人阵地。这时尖刀连的战士们，随着自己的炮火向前冲。冲得最快的，往往被自己的炮火打倒。”
听了故事之后，我顿时觉得心里亮堂了，在极度痛苦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倍感亲切！我肃然起敬，流着眼泪给大姐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啦！”我就是被自己炮火打倒的。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我在逆境中生存的精神支柱。什么脏活累活，我全不在乎，第一批就给摘了帽子。是李敏大姐给了我向命运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文化大革命”中，李敏大姐蹲了三年四个月零十二天监狱，罪名是“苏修特务”。她出狱的第八天，我正好去哈尔滨办事，大胆地去了她家，看看老领导。省委领导大院已没了门岗（她爱人是老省长陈雷，当时尚在隔离审查），院里垃圾遍地。她正在清扫房间，（因长期上封条）地板上的灰足有两个大钱厚，儿子和女儿尚不知去向。心里八成也装着那个故事吧！
在造反派的监狱里，常常提审和挨打，她说：“问些什么，答些什么，都记不住了，就是每审完签字的时候非常清醒。都清清楚楚地写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共产党员、贫农后代、抗联战士李敏。”在谈话中，我几次酸泪夺眶而出。这不是就是活着的英雄吗！我想，这正是她的心里装着那个故事的缘故吧！
1979年春天，右派改正工作开始了，我回到省教育厅，办理改正事宜。省厅领导跟我说：“李敏同志说你们根本不是右派，应该改正，早就给打证言材料了。”一句话说得我又是眼泪汪汪。
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大姐呀！
眼前突现老抗联，
热血又沸胜当年。
忆先辈，赴国难，
“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血染白山巅”，
何惧“白露横矢”。
壮哉！
“夺回我河山”。
时光已逝七十年，
中华巨人已撑天。
烈士九泉可慰，
老兵尚未歇鞍。
雪染青丝红旗分外鲜。
奉献生命如探囊，
笑对委屈、流言。
抗联精神千古传！（带“”号者，引自《露营之歌》和《抗联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结识红姑娘
摘掉右派帽子后，1960年春，我被安排在东京城文化馆当馆员。那时的东京城公社的所在地是渤海镇，统辖马河、杏山、城东、三灵、新华、镜泊几个乡，近六十个自然村，是全县最大的公社。
归队的心情是相当兴奋的，想一下子把全部能量都释放出来，把工作干出个花来。我利用七八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几十个自然村，既熟悉情况，也搜集抗联、劳工、打猎、民间、神话等各种故事与传说，整理出近百篇，馆内油印出过两期三十余篇。馆员金炳武写一手好字，全是他刻印的。
在搜集抗联故事当中，不少老人都介绍有个红姑娘，是抗日积极分子，作出了许多令日本鬼子头疼的事。这个姑娘姓黄，叫黄秀春，好穿红衣服，是马河乡人。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活动，是很成熟的交通员。有一年正月十五，日本宪兵队强迫秧歌队进院去扭，黄秀春等人借机撒出了上千份反日传单，把东京城的日本鬼子给闹个胆颤心惊，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60年冬天，我根据黄秀春的斗争事迹，创作了大型话剧《红姑娘大闹东京城》，是业余剧团演的，一共演出二十多场，效果还不错，可为话剧创作之处女作，为以后从事专业创作奠定了基础。
黄秀春后来干什么了呢？被地下党派往苏联学习，改名黎侠，跟李范五（抗日时为宁安地下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林垦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结了婚。解放后一直作领导工作。遗憾的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当年的红姑娘。
“文化大革命”风暴刮来之后，我很快被揪了出来，遭罪就可想而知了。大罪状叫“翻天右派”，具体罪状是“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李范五、黎侠树碑立传”，还抠我跟他们是怎么单线联系的，全是莫须有的。造反派们神乎其神，好像抓住条大鲨鱼，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二十来年前一个夏天，我记得半个月没下雨，到处抗旱。有一天，我接到市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让我到北山宾馆去一趟，说北京来位老领导要见我。走在路上还在想，八成搞错了，因为我不认识住在北京的领导。
到了宾馆，我走进了指定的房间，见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大姐，约六十五六岁的样子，花白的头发，中等身材。另外还有几位客人我都不认识。
这位大姐笑着问：“你就是王治普吧？”
我答是。
她笑了笑，说：“咱们应该早就认识，我叫黎侠，东京城人。”
“黎侠？红姑娘黄秀春？”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加上天热，擦着汗，说出了这么一句不礼貌的话。
她边高兴地说：“对对！”边和我握手，又给我让座。我这才心里踏实了许多。
她说：“‘文化大革命’批斗我的时候，说我网罗家乡右派分子王治普给我树碑立传，多大的笑话！咱俩今天才认识，真是相见恨晚哪！”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眼睛里充满着晶莹的泪花。也许是带点苦涩味道。
我们畅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句：“黎侠大姐，你因爱国遭了那么多罪，假如让您重新选择人生，您会怎么样呢？”
她立刻回答：“还会走这条路，不后悔！因为这条路是和祖国命运连在一起的。”
啊！红姑娘，我敬佩你！更要赞美你！
怀念救命恩人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刮来之后，我爱人刘明芳（当时宁安渤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很快被揪了出来，说她是中学头号走资派，便对她施行各种各样的武斗，剃鬼头，压杠子、爬楼梯等，整天拉出去戴高帽游街示众。我因是摘帽右派，也是被揪对象，只不过比学校进度慢些。
我爱人第一次被剃鬼头时，回到家来把我吓了一大跳；两儿子躲到墙角哭。头上给剃了个十字花，脸上全是黑墨水。我当时很清醒，以为爱人准得自杀，这是奇耻大辱啊！
她洗了好几遍脸，总算露出了本来面目。她摸着黑白分明的十字花的头发说：“没事，不死保证能长出来！“这显然是在安慰我，我是半信半疑啊。
她被批斗得实在太乏了，躺到炕上就睡了。我是星点睡意也没有，悔恨自己当了右派，连累了爱人，不然还在省委组织部也显不着她呀！
后半夜，她醒了，见我没睡，问：“你怎么没睡？”
我实话实说：“担心你出事儿。”
她笑了，说：“从1951年入党开始，对党从没二心，刀按脖子也不能丧失党性！睡吧。”
造反派们斗她，任凭用各种刑法，她从不承认自己反党，造反派们想整死她。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才批斗完，让我爱人回家吃饭，十点钟准时接着批斗。我爱人急忙吃了几口饭，“砰砰”有人敲门。我急忙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女人，小声说：“快想招儿，今晚‘红色恐怖造反团’要打死刘书记！”转身走了。报信的人是中学教师颜秉山的爱人。我一看表，已是晚上9点半，还有半个小时救人的机会，如想不出后果就难说了。
我爱人没慌，说：“你快去军宣队报信！”（军宣队只有4名解放军，为全镇支左）
我立刻转身出了屋，跑步来到了军宣队的住处。军宣队长是空军一位教导员，叫王乃乐。他正领三个军人开会呢。一听我的介绍，王教导员说：“走！”四个人急步出了屋，直奔中学而去。
在家里，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我的心在加速地跳着，很怕厄运降到我家头上。这不是度日如年，是度分度秒如年哪！那年月没有人权，打死人的事不稀奇。可落到谁身上也是灭顶之灾呀！
大约晚上十一点半，听到了我爱人的脚步声，开门一看，完整的回来了。我的眼泪不自主地流了出来。
听我爱人讲，这次批斗是站在两层凳子上，有三十多个造反派拎着棒子。有一个造反派把凳子踹倒，我爱人摔了下来。造反派们正要用棒子打时，王乃乐领三个军人进了屋，立刻制止了武斗。又耐心地给造反派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道理。
王乃乐四个人救了我爱人一命啊！这是天高海深的恩情啊！
由于自己身上有“污点”（摘帽右派，此时已变为“翻天右派”了），也不敢当面去道谢，亏心亏情啊！见面时只是点点头，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不是忘恩负义，实在怕给人家添麻烦。
渤海镇里（当时叫公社），“文革”中闹得最凶的是中学。虽然揪出了20来名“五类分子”，他们也遭了不少罪，但没死人。这跟
王乃乐等几位军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后来我打听了几次，听说王乃乐同志已经转业了，至今也没有信息。真有见面那天，希望他能记得救人这件事。也许他记不住，因为在渤海镇办的好事太多啦！
如今我和爱人都81岁了，每每想起这件事还都祝愿王乃乐、解放军、
难忘的吃鱼
现在的市场上，海鱼江鱼湖鱼多得很，吃顿鱼是极普通的菜。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人每月只给半斤肉，吃鱼比吃肉还难。我家当时虽然是被专政的黑五类，每周都能美美吃上两回镜泊湖的湖鲫或江鲫，实属奇闻。
有一天，我在单位接到水产站会计张士勋往单位打电话，让我立刻去一趟。在那个年代，谁有命令都不敢违抗。
张会计那年五十五岁左右，平时跟我是点头关系，没有深交。他眼睛还有点斜视，加上瘦，给人一种冷冰的感觉。我边走边想，可能是凶多吉少。
进屋后，张会计用斜眼看我一下，相当严肃地说：“拿一元钱来！”我莫名其妙地递上一元钱。他从办公桌下拎出一个湿漉漉的蒲包来，说：“拿回去，每周来两次！”我不明白是咋回事，想问问。这时有人进来。他说：“走吧！走吧！”我只好走了。
回家打开一看，是活蹦乱跳的鲫鱼，每条都有三四两重，整整4斤。当时这样的鲫鱼牌价3角8分一斤，出场价才是2角5分。
我爱人挨批斗回来一看，炖鱼，大吃一惊。我讲了经过后，都觉得有些奇怪。
过了3天，张会计又来电话，说：“怎么不来？我可不能给你往家里送，快来！”
我去了，还是一元一蒲包。这回他说：“下次自己拿兜来！”
就这样，每周两次去买鱼。时间长了，熟了。我试探问：“张会计，这……”他说：“这什么？有人告诉卖，我就卖！”谁呢？他说人家让保密。
后来我也被揪出，只好让10岁的儿子接着去买鱼。这鱼一直吃到了1970年2月我插队。4年哪，甜蜜的4年哪！
后来，张会计得病住院了，我买了礼品去瞧他，才知道很重。我说：“谢谢您啦！”他说：“别谢我，是公社养鱼场朱德平场长让我卖给你们的。”我又问：“朱场长不是也被揪了吗？”他说：“揪了咋的？没人撤销这命令，我就照卖不误。我怕谁！”其貌并不英俊的张会计，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哪！不久，他去世了。
我们家跟朱德平的关系原很一般，不知他为什么暗中关心了我们4年。后来我家搬到了牡丹江，听说他也调到桦树川水库负责电站和打鱼工作。很想找个机会去拜访他，正巧一次在街上碰到了他。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请到家中招待了一番。我说了句：“当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您对我们照顾不小啊，谢谢啦！”他说：“兄弟，你记住，还是好人多啊！”
我跟朱德平已经成了好朋友，每次去桦树川水库都去看他。
我由衷地祝福好人健康长寿！
萝卜和白菜
萝卜和白菜是极普通的蔬菜，可是在那天灾人祸的1961年春天，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偶尔有社员从自家菜窑里拿出几棵菜或几根萝卜偷偷到市场上换点钱，这也很难遇到，据说每斤也得两三元。
那时的两元跟现在的两元不一样，我重新工作后，一个月才挣41元，仅能买20斤菜，那生活是很苦的。
偏偏我的二儿子又出生了，每人每天只供应七两粮，90%是粗粮。连饭都吃不饱，何谈给产妇加强营养。我卖了手表、皮袄、皮鞋，总共买了几十个鸡蛋（两元一个），整天吃不着蔬菜，身体实难支撑，可到什么地方去弄呢？
有一天，我摇摇晃晃地去了大荒地村，那是我当右派改造的地方，距离渤海镇仅8华里，可我去走了两个小时，因为浑身没有力气。
到了大荒地村，找到了当时的大队长张士元。他比我大10岁的样子，个子不算高，但很结实，外号叫“打头的”，铲地、割地保证在前边。我说明了来意，想买几斤菜，能便宜点就行。
张士元一听火了，涨红着脸说：“亏你还在大荒地呆一回，咋不早点来呢？那老娘们做月子是一辈子的大事！”弄得我一时不知说啥好，心想这不是来求援了吗？关键是能不能买点便宜菜。
他平时话就不多，动了气就更说不出话来，拉着我的手说：“走！”
我知道生产队的菜窑在村西北角，因为两年前我参加过挖窑，有
张士元来到窑口，朝下喊：“干五爷，上来一趟。”干五爷叫张福干，是张士元的爷爷辈，是老张家祖宗辈，那年就快60岁了。他上了后，两个人耳语了几句。
干五爷问：“你拿家什了吗？”
我说：“没有”，我想，就买几斤菜还不好拿吗。
干五爷说：“我有，窑里有个麻袋。”
张士元下了窑，一棵一棵往出扔，我和干五爷装麻袋，不大工夫就装得满满的，心想：“糟了，这得多少钱哪？”我兜里只有20元钱，那个干五爷使劲往里楦，足有一百多斤。
干五爷问：“怎么往回弄？还有8里地哪！”
我也难住了，原以为弄十斤八斤的就够意思了，哪曾想上百斤呀。
张士元回家给我拽来一辆手推车，帮我抬上了车。
我问：“多少钱？”
张士元又火了，说：“什么钱？你在我们村白干两年活，挣一分钱了吗？吃点菜还要钱，那我们还有良心吗？”
我说：“这不好办哪，万一……”
张士元说：“什么万一？我跟全体社员明讲，王治普老婆坐月子，队上送给他一麻袋菜，谁能不通人性？”
在推车回家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迎着呼啸的春风，我放声大哭，这时有说不出来的苦涩，更有发自内心的感激，心火辣辣地热了起来，脚步也越来越快了，不知不觉止住了泪水，只有“世上自有真情在”7个大字在脑海中闪现。
有这么多好人在不同时期护着我，我没有权利自卑，更没有权利去斤斤计较自己。我不仅挺过了灾难性的21年，等于读了五六个大学本科。
四、放下架子，多做善事实事
这是心态养生很重要的一环。你再有能力，不干，等于零。60岁以后关键是放下架子，甘愿为普通老百姓服务（包括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对我来讲，不仅仅是服务，也是体验生活，为创作搜集素材。在作家中，我的阵地比较多，有农村、历史（东北史）社区，这是很难得的。
扫楼梯
1997年我家从桥北搬到了清福小区，住在七楼，一个楼洞共20户，都很生。走廊相当脏，我主动扫。从七楼扫到一楼，有一位本单元妇女问我：“大爷，你管几个楼洞？”
我说：“就管这一个。”
妇女：“一个月给多少钱？”
我答：“没讲价钱！”
不久又看到了我，说：“大爷，你不是扫地的，是作家，电视里演你啦！”
我说：“作家也得讲卫生，是不？”
从此，扫楼梯的人多啦。后来物业人员每周扫一次。
扫楼梯是小事，坚持下去是美事，对心态养生有好处。
办老年大学
我在清福小区被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一共干了八年。我亲自经手办了社区老年大学，已经坚持了十二个年头，我是名誉校长。
60多名学员中，70%以上都是当年的老学员。
这十二年，他们学绘画、学书法、学唱歌、演节目、讲保健、练创作……，有的已经成地方名人了。
绘画班的30多名学员，今年彩印了一本画集《翰艺春华》，彩印了53幅画。有四名已成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20多名成为省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去年南方遭灾，他们捐了三幅画，作价5000元。
唱歌班有50来名学员，已有7个小时的文艺节目，可连续演四场，不重样。
创作班的人比较少，才10几名。作家协会的老师连续给上了12节课，作品一发不可收。报纸给登过整版；《镜泊风》给登了8篇。
……
更喜人的是，这些老年大学的学员，全是社区的骨干，有的是模范党员，大部分是积极分子，堪称是老青年。
这十二年，清福老年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校长冀耀宗，80岁，牡丹江大学离休干部，当了十二年校长，还兼气功教师；名誉校长王治普，81岁，国家一级编剧离休干部，义务干了十二年，还兼创作课老师；荷包大娘李淑芹，十一年自费做了两万来个香荷包，赠送给了来参观的人；模范党员米丽芳，76岁，与99岁的父亲同桌学习；69岁的解玉珍是电业工人退休，现在是绘画尖子，作品被台湾收藏；当年的学员李凤云，如今已是唱歌
这十一年，最大的体会是：社区老年大学确实是提高居民政治、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学员们学了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之后，更加振奋，表示一定要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只要是好事，我就坚持干好！
由于老年大学有一批画画的学员，其作品又是文明楼道作品的来源，已良性循环。
其 他
我是东安区关心下一代的报告员，每年都要到10多个学校去作报告，后来是两个报告员，我分担5个学校，主要讲爱国主义。
我是网吧监督员，三个老年人一组，每月检查一次，管十个网吧，几年不悮。
经常有人在创作方面向我求帮的，我都耐心尽全力。
多个团体的学术活动，竭尽全力。
八年前的诗
风雨过后晚秋香，
笑对华发染银霜。
一腔未尽青春血，
甘为盛世谱新章。
去年的诗
人生八十正中年，
轻松百岁非枉谈。
宠辱不惊笑回首，
胸中满载喜与甜。
壮心不泯走正步，
每日都是艳阳天。
最后一句：心态好是一切成功的关键，过好人生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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