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四处漂泊
在桑彬家吃过饭，别人走了，桑彬一家人也睡下了。张军也因多喝了点，打起鼾声。眼看天快亮了，高冰洁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终于，她下定决心，捅咕醒张军，小声说：“趁天没亮，咱们还是走吧。”
“答应杨川跃了，走了不好吧？”睡了一会儿，酒有些醒了，张军说。
“现在不同往常，你这身份别给人家惹来麻烦。再说，咱们在城里晃来晃去，老友不来见不好，见了又会摊事，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另外，咱也不好见他们。”
“对，对，那赶紧走。”张军起身穿衣服，“同桑彬打个招呼。”
“打招呼还能走吗？”
“不辞而别不好吧？”
“留个条。”
张军撕下一张日历，迅速写了留言，然后俩人蹑手蹑脚往外走，但开门时终于有个声响。桑彬低声问道；“谁呀？”
“我。”张军压低声音，“上厕所。”
“屋里有尿罐。”
“解大手。”
“西边墙。”
走出县城，东方已经发白。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人们形容说是小鬼呲牙。高冰洁领着张军急匆匆赶路，哈气在帽子、头巾上结满白霜。他俩不时擤着淌出的青鼻涕，捂一捂如刀割的鼻子尖和颧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赶到家，但他们却没有回家，直接奔高冰洁姐姐家。因为家里几天没烧火，已经冻得叮当山响。高冰洁被开除公职后搬到这里，以图在姐姐身边，也好有个照应。
回到家里，一连多少天张军很少出屋，就是上厕所，偶尔出去一下也很快就回来。一天晚饭后，为省油没点灯，摸黑坐在炕头说话。门外呼五喝六地近来三个人：“反革命分子张军在家吗？”高冰洁摸索着点上灯，看清来人说：“是大兄弟啊，坐坐。”指着前面那位对张军说，“这位是大队民兵连长兼治保主任王大兄弟，那两位是排长。”
“少套近乎，谁是你王大兄弟，你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民兵连长双手抱膀，一条腿不停地抖动，盛气凌人地对张军说，“还摆什么县委书记臭架子，站起来！”
张军顺从地站起来。
“站直了！”民兵连长命令道。张军把腰直了直。“低下头！”民兵连长喝斥道，“你是反革命分子，是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知道现在你犯了什么罪吗？”
张军认真想了想说：“不知道。”
“想蒙混过关吗？”
“没有这个意思，确实不知道。”
“极不老实。” 民兵连长讥讽地说，“你听着，我给你指出来：第一，你从监狱出来，为什么不到大队治保会和公社派出所报到，是不是想隐蔽起来，逃脱监督改造？第二，你们离婚了，现在是不是非法同居，违反《婚姻法》呀？啊！承认不？”
张军忙附和道：“对，对。”
“怎么办哪？”
“明天就去报到，一定老实接受监督。”
“那非法同居呢？”
“这个？”张军迟疑一下。
“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呀？”民兵连长嘲笑后立刻板下脸，严厉地说，“你立刻搬到大队部去处。”
“连长，大队部太冷。我去我姐家住，让他留下来。”高冰洁央求道。
“不行。没个人监督，说不定你们啥时又住到一起，立刻走。”民兵连长命令道，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张军只好夹个铺盖卷，乖乖地跟他们走。
大队部里，住着一个看屋、守电话、单身的老头儿。民兵连长严肃地对他说：“你好好监督他，不许他回家，出事我找你算账。”
炕有点热乎气，空间能感觉到凉风在流动。张军蜷缩在炕上，阵阵发冷。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和眼前的现实，他突然萌生出活着没啥意思的想法，久久不能弃去。
第二天，高冰洁领着张军到大队长、治保主任处正式报到后，又到公社派出所交上释放出狱证明，并请求就地监督改造。派出所需请示县公局批准，让回去听令。俩人又到公社登记。公社秘书认识张军和高冰洁，没说什么就办了手续。张军从大队到公社，一路低着头，不好意思见人。而人们知道他就是原县委书记时，指指划划，窃窃私语，弄得张军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五天后，县公安局批示下来，不准他在此劳动改造，必须去忠诚大队。理由是这里离边境太近，怕越境叛国。没有房子，他只身一人到忠诚，住在大队部。忠诚大队离公社挺近，公社的好些干部都是张军当年的老部下，听说张军回来了，经常有些人趁天黑偷偷来探望他，送些吃的、用的。有的人胆大，还遮窗堵门地喝两盅。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不长，这些情况就被检举到县公安局。黄尤贵批示让调到边远山区的狍子沟去。凡是接触过张军的人都被审查一遍，其中三个人按阶级混线给了处分。
狍子沟离家六十多里地，山高林密，古树参天，林相属原始森林针阔混交。沿着山沟，流出一条小河，在地势略平处住着十多户人家。河套两岸，山根处，散布着七大八小的地块。张军扛着行李来到狍子沟时正是冰化雪消之时。阔叶树枝条柔软发青，红松已由墨绿变成翠绿。朝阳坡土地已经潮湿松软，野菜猫耳朵、小根蒜刚刚拱出地面，露出绿针尖似的小角。没有现成的房子，张军只能住在生产队的“马号”里。里间一条大炕，是饲养员住处，兼贮藏室、会议室。地下堆着豆饼，炕上烘着高粱。白天行李卷起，晚上放开睡觉。生产队开会时，炕上人横七竖八、坐卧不一。地下或蹲或坐，七高八低。惟一共同的，无论老爷们儿、小伙子、大姑娘、小媳妇嘴上都叼着纸烟或烟袋，蛤蟆头叶子烟，辣辣的弥漫着一股臭气，呛得张军不敢呼吸，直咳嗽。本来就不怎么亮的马灯，被烟雾笼罩得只剩下一个小黄点。散会后，张军开门放烟，打扫地上的烟头和粘粘的痰渍，嗓子眼阵阵发呕。“马号”外屋，两口大锅烀豆饼，烀猪食，还兼老母猪产房，整日烟熏火燎，豆腥味，米糠味，野菜味，屎尿味……，一应俱全。张军来了，靠南墙临时搭个灶做饭。开始，一进屋就想吐，别说吃饭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渐渐地也就适应了。每天早晨，把行李卷起放在高处，做早饭，带出全天的。顿顿玉米饼子就咸菜，喝压锅水。白天，腰间扎根绳子，戴个破帽子，分配啥活干啥活，从不跟谁多说话。开始，人们只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都离他远远的。渐渐地传出口风，知道他是原来的县委书记，接近他的人多起来，不时有人接济他一些咸菜、土豆、萝卜、大酱什么的。但每当此时，人们也不说什么，只是冲着他笑一笑，放下东西就走。虽此一笑，却给了张军苦楚的心灵送上一丝温暖和宽慰。高冰洁七天不到，第八天早早地来了，送些吃的、穿的、用的，俩人核计着租铺炕，把家先搬过来。秋季压个草房，就在这安家落户。高冰洁每次来，饲养员晚上都回家住，把地方让给他俩。半夜这遍草料当然由张军负责。这次来，给牲口添完料，俩人商量起件大事。
“张军，我这么长时间没怀孕，怕是上次落下病了。”
“上医院检查一下。”
“公社、县都去过了，没看出病。”
“到哈尔滨去一趟。”
“从哈尔滨回来就搬家。”
没等高冰洁从哈尔滨回来，县公安局又来人让张军更换地点。原因是这里太偏僻，县和公社都不便掌握监督改造情况。当天，张军又扛着行李去他的老家河沿大队。
天上，艳阳高照。眼前，绿满枝头。脚下，青草茵茵。路旁，流水潺潺。这么好的山河，竟没有自己落脚之处，到处颠沛流离，他仰天长叹。是不是自己打了爷爷，丧了良心，老天在惩罚自己，才落得如此下场？他已经有些相信。每当磨难想不开的时候，他都会这样产生联想。这样一想心理就平衡些，好受一点。
回到河沿大队后，公社为了监视张军的活动，让他住在大队贫农协会副主席老邱头前屋，中间隔道，两家窗户相对，张军的一举一动都在老邱头的监督下。老邱头每天早晚守着窗户观察张军，一发现他离开家，立刻盯梢跟踪，并且每天都上门登记活动情况。张军每次离开村子都必须请假，回来先报告再回家。逢年过节，张军要到大队部和那些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在一起，哈腰低头站成一排，向大队治保主任报告近期思想、劳动情况，然后治保主任一通训斥，照例是好好改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张军每半年向公社派出所写一次思想汇报。派出所摘要上报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做敌情分析掌握。
“这回该我好好看管他了。”老邱头戴个监督员的红袖标，到处扬言。
“老邱头说的话啥意思？好像你们有过结。”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耳朵背，但最终还是让关系不错的人告诉了高冰洁，高冰洁问道。
“上朝鲜战场前住在安东，他儿子邱福忠和孙启东当逃兵，被抓回来。在大会上我说要枪毙他俩，实际并没有枪毙，本意是吓唬吓唬他俩，教育教育大家，他吓得尿了裤子。还有一次，敌机轰炸车站，他又逃跑，我用枪逼住他的脑袋把他揪了回来。我一转身，他又要跑，我冲他头部上空放了一枪，他吓得晕过去。”张军说着笑了笑。
“你还笑？可真有心思。”高冰洁瞪了他一眼，又无可奈何地说，“这也是报应，多少年了，在这找上茬了。”
老邱头跟腚虫似的每天尾随着张军，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茬，没事整事。一次铲头遍地，张军不小心铲掉一埯玉米苗，正把另一埯苗移一棵过来时，老邱头看见了，立刻报告了生产队长，要求在田间开张军的批判会。
“不就是一棵苗吗？移一棵算了。”生产队长停下手中锄头，用胳膊抹了抹脸上的汗，不在意地说。
“队长，这事情搁在别人身上算不了什么，可他是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有意破坏，咱可不能大意呀。”
“好好，歇气时在地头开。”队长一听阶级斗争，不敢怠慢。
“得马上开，他再继续破坏怎么得了。”
“行，行。”队长有点不耐烦，“你把人归归堆。”
批判现场会就在张军铲苗的地方召开。社员们或坐或站或斜歪半躺着，表情平淡。张军站立着，低眉轻声，承认错误，一再说对不起大家，表示今后一定多加小心。老邱头却怒目圆睁：“什么不小心？这是故意破坏社会主义。你这个阶级敌人是房顶上的大葱，根烂叶黄心不死，妄想变天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我的意见，罚五十个工分。”
“谁还说说？”老邱头说完冷了场，队长说，
就这么点事，社员互相看看，没人想说话。
“党团员带个头。”队长动员。光一个说话那还叫什么批判会？
几个团员无奈发了言，从嗓子眼咕噜出一句半句的，无非是老邱头话的重复。
“批判会到这，给张军扣五十个工分，再犯加重。干活吧。”队长拎起锄头先走了。
张军无论干什么活每天只挣八分，相当于妇女工分，同工不同酬，理由是反革命分子，不能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一样待遇。
四十二 歉疚
王玉石回到家刚三天，派出所民警找上门来。声称接到县公安局通知，要他们立刻搬家，到乌头镇柳毛村去劳动改造。戴罪之身只有任人摆布，临行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没有谁来送行，只有两个警察在监督搬家。临走，警察把一张给当地派出所的介绍信交给王玉石。一家人蜷缩在马爬犁上，告别县城向茫茫的飞雪中走去，渐渐地消逝在风雪中。
重返故里。乡亲们念旧情，虽然不敢靠前走动，但也没人为难他。他每天早出晚归，赶着一挂牛车，“吱呀，吱呀”地挪动。他抱着鞭子，闭着双眼，昏昏迷迷，老牛快慢自便，他从不打一下。他终日里沉默不语，宛若一个哑巴。有谁求他写信，有求必应，不管收工多晚多累，他都乐意帮忙。但是，有求他写申诉信、检举信、控告信的，他连连摆手说：“我不是不帮忙，实在是不敢帮。万一写错了等政治运动一来，我自己遭罪，还给你们添麻烦。实在对不起，给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留条退路。”如此说，别人也理解，不再勉为其难。
王玉石最精心的事是照顾老伴。老伴杨桂兰家早年生活宽裕，念过高小，懂日语。光复前曾给日本宪兵队临时当过两次翻译，在王玉石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她的问题被列为重点清查内容。县公安局把她定为日本宪兵特务兼日本宪兵翻译上报给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对她多次进行审问，企图从她这打开王玉石反革命活动内容的另一重要缺口，几场审问下来，杨桂兰精神崩溃了，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严重时，躲在墙角里，用手捂住头，浑身直哆嗦。只要见人进来，就跪在地上，连连作揖磕头，不住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开始，审问人员以为她装疯卖傻，后来才发现确实精神分裂了。经调查她是临时受雇，没有什么罪恶和其它活动，结论为一般历史政治问题，同王玉石问题没有关联，就把她放回县里，并把材料一并移交县公安局。回家后，用些药又兼环境改变，病情有所好转，但遇到刺激就又重新犯病。严重时，裹着被子，缩成一团往墙角钻，浑身颤抖。王玉石回来后才知道家中一切，歉疚感深重，便以感情和行动来报答她。凡事都顺着她，啥委屈、苦处、难事都不告诉她。他经常煎熬些中药给她调整神经，病情渐渐稳定。一家人虽说清苦，倒也清闲安逸。
好景不长，中苏关系日渐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准备打仗的气氛越来越浓。部队整列向边境开进集结，汽车、坦克、大炮不分昼夜进进出出。原日本要塞整修后住上部队，又沿江修筑了战壕、暗堡、炮工事。通过瞭望塔的高倍望远镜，可以观察到苏军也在频繁调动，重兵压向边境。战争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县内敌对势力配合敌人进攻，或者叛国投敌，县里根据上级指示，开展净化边境工作，对居住在距边境
“咱们不管别人，离开这里安全些。”王玉石换个角度劝她。
“在这水土服，人又熟，换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憋屈慌。”
“熟悉还不快？”王玉石哄着她说，“赶紧收拾收拾，抓紧走。”
“说得轻巧，破家值万贯，搬家那么容易，”杨桂兰执拗地说，“我不走，要走你走。”
村治保主任来催过几次，王玉石请宽限几天，再做做工作。
雪里埋不住死孩子。一天，杨桂兰在街上和一些女人唠嗑，说起王玉石劝她搬家的事，一个敞着怀、露着口袋似奶子、正在奶孩子的妇女说：“你不搬上边能让吗？”
“上边？”杨桂兰觉得蹊跷，“为啥？你们咋不搬？”
“要打仗了，上边下令让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家一律搬走。”奶孩子女人觉察点什么 ，追问道，“你真的不知道咋的？”
杨桂兰立刻眼睛发直，浑身哆嗦，嘴里不住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众人瞪了奶孩子女人一眼，忙张罗把她架回家，有人去告诉王玉石。
杨桂兰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王玉石暗自叫苦，边安慰哄劝边用药治疗。
上边最后迁出期限已到，治保主任等不及了。早晨，雨刚停，他带着几个人，赶着一挂马车，踏着泥泞的路向王玉石家走去，车轱辘上粘满胶似的黄泥。车到王玉石家门口，治保主任一挥手，几个人冲进屋内，不由分说，见啥搬啥，胡乱地扔到车上。杨桂兰躲在墙角，手捂着头，浑身筛糠，嘴里不停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大儿子往回抢东西，被人推得一个趔趄又一个趔趄。二儿子和小姑娘吓得直哭。王玉石无可奈何地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悄悄地落泪。屋内东西本来不多，顷刻间一扫而空。治保主任过来拍拍王玉石说：“对不起了老王，我也是没办法，走吧。”
王玉石让大儿子领着弟妹往外走，自己上炕，从墙角把杨桂兰往炕边拖，杨桂兰却往里挣，好不容易弄到炕边，背起来往外走。杨桂兰在背上挣扎着要下来，加上路滑，弄得王玉石踉踉跄跄。当把杨桂兰放到车上时，杨桂兰看到车上的东西，冷不丁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突然出溜下车，往下一蹲，就势一躺，横在辕马后蹄子后边、车轮前，闭上眼睛。
立刻，近前的人都惊呆了。围观的一些妇女“啊”地一声转过头去。王玉石脑海里一刹那间闪过“完了，完了”的念头，不知所措。谁都知道，马受此一惊，向前挪动一步，车轮就会从杨桂兰身上压过，必死无疑。即使马一尥蹶子，踢在杨桂兰脑袋上、胸口处，后果也不堪设想。
万幸，马儿纹丝未动。
王玉石从惊呆中猛醒，他一个箭步上前，抓住杨桂兰双肩，迅速地把她拖出来。他也因用力过猛、地滑，一屁股坐在地上，杨桂兰压在他怀里。
马儿受此一惊，才猛地向前一窜，在七八丈远的地方停下来。
众人憋住的气松开，提在嗓眼的心回了位。
王玉石的二儿子和女儿这才“妈——”地一声哭出声音来，扑到杨桂兰身上，摇晃着。大儿子抓起一把又一把泥，往治保主任脸上摔去，嘴里不停地骂道：“我操你妈。” 治保主任捂着脸左右躲闪，求救地喊着：“王玉石，管管你儿子。”
杨桂兰后身和王玉石屁股以下都粘满了黄泥和水。王玉石把杨桂兰抱上车，放倒。这才喊儿子：“你给我滚回来！”
简单地擦了擦身上的泥水，一家人坐上车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踏上了迁移的路。离家越来越远，心情越来越沉重。哭了，没有眼泪。哭了，没有声音。哭，憋在心里。这条路，原来是条铁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取得胜利回国时，边撤退边拆除了从县城到乌头镇的路轨，变成眼前的沙石路。王玉石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来回。从县工作团被清洗回家后，张军动员自己到乌头镇当教员，走在这条路上，他并不觉得怎么样。而当调到县报当编辑时，他走在这条路上，眼前展现的是条阳光大道，脚下生风，飘飘欲飞。如今，弯弯曲曲的路，坎坷泥泞，在车轮下慢慢向后移动，又漫无边际地伸向远方。一路上，全家人晓行夜宿，餐风饮露，颠簸了三天，来到勃南县的石头沟村，投奔王玉石的二姐家，挤住在西屋。
两家人多年未见，欲说却无语，只有无奈的叹息。草草安顿一下，王玉石便跟着二姐来到支部书记家报到。
支部书记已经接到公社派出所的通知，近期有一刑满释放分子迁住，要严格监视其思想活动。
“你犯的什么错误？”支部书记家正吃晚饭。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王玉石努力分辨支部书记模样：平头，微胖的脸上，眯缝着双小眼睛，肿眼泡肿得发亮。大葱蘸大酱，稀溜稀溜地喝着玉米粥，满脸汗珠。
王玉石毕恭毕敬地把释放证递过去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王玉石。”
支部书记把释放证往灯前凑了凑，随便翻了翻，扭头问：“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
王玉石简要介绍了自己家的历史后说：“富农成份，冒充贫农钻进革命队伍，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判刑两年，清除了干部队伍。”
“啊，这可是大问题。”支部书记又问，“你判刑前做啥？”
“在县……”王玉石二姐刚要说当县委副书记，王玉石扯了她一下，打断她的话，接过说：“在县委当个干部，搞点宣传啥的。”
支部书记把释放证还给王玉石，略显严肃地说：“到哪随哪，到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没事干活，有事请假，手脚勤快点，嘴巴懒着点，不会有人把你当哑巴卖了，记住没？”
“是，是。” 王玉石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
“明天上二队干活，一会儿我给队长吱一声。”说完拿起大葱蘸上大酱，脆生生地咬了一口，端碗喝粥。
王玉石拉了一下二姐，知趣地退了出来。
“二姐，以后不要和谁说起我当过县委副书记的事。”回家路上，王玉石嘱咐道。
坑坑洼洼的路上，一头瘦骨嶙峋、满身疥疮老牛，拉着吱吱作响的花轱辘车，慢慢悠悠地走着。王玉石抱着鞭子，眯着眼睛，闭着嘴巴，犹如一尊泥塑，石头沟村犹如新来一个哑巴。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孩子们逐渐长大，懂些事理。听人讲自己父亲原来是县里的大官，因被人陷害，受了冤枉才到这里。究竟为什么？他们回去问过王玉石，王玉石缄口不谈，常以“少听别人瞎说”搪塞，但终究是捂不住的。孩子上学了，别的孩子一个个入了少先队，可自己家的孩子却入不了队。看见同学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升队旗时右手高高举过头顶精神威武的样子，孩子们羡慕得心里发痒，而自己此时却只能排在队伍尾处，羞愧地低下头去。不仅如此，有些同学当面骂他们是“狗崽子”。孩子们不知道“狗崽子”是指“黑五类”分子孩子的政治含义，以为真的是谩骂他们。“你们才是狗崽子！”几次同骂他们的孩子撕打在一起，弄得鼻青脸肿，灰眉土脸，但不管对错受老师批评的总是自己。
孩子们入不了队，心里本来就难受，又受欺负，回家又哭又闹，讨问究竟。面对孩子，王玉石心如刀剜，默默地承受着疼痛，不做任何解释。有几次，实在难以忍受，他一个人到路上来回走，排遣痛苦和苦闷。有一次，走到一眼大井旁，看着水中的自己，他想投下去，了却苦难，但想到有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他从井边移开了脚步。大儿子王江念到初中三年，航校来招录飞行员，体检淘汰一个又一个同学，全年级就他一个身体合格。按接兵部队领导的要求，学校指定学生看护他，形影不离，防止出现意外。全村人都来祝贺，家人也分外高兴，独独王玉石闷闷不乐。体检合格后，部队开始政审，结论不合格。部队忍痛割舍，同学为之惋惜。身穿飞行装，驾驶战鹰翱翔蓝天，那是多少男孩子的梦想。身体检查合格后，他身价倍增，荣耀无比，走起路来，飘飘欲仙。他经常仰望蓝天、白云，在那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想象着自己驾驶战鹰掠过，会有多少人仰望，羡慕敬佩。想象着从空中俯看地面情景，想象着入伍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多少回，他在梦里笑醒。距天堂只有一步之遥，去陡然一落千丈，摔在地上。这样的打击如雷轰顶，似箭穿心，他实在受不了，跑回家去，推开房门，劈头就问：“爸，这究竟为了啥？”
预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王玉石长叹一声：“我受冤枉也就认了，把你们也耽误了，爸爸对不起你们呀。”说完，闭上双眼，泪如雨注。他佝偻着身子，人仿佛小了许多。全家哭作一团。
三个儿子念了几年书，毕业后到县城里找工作，政审一查，立刻拒收，一个个只好回家务农。他们知道了一些事情原委，又见日渐清瘦的父亲，他们不再跟父亲谈及含冤之事。在外遇到此类多么为难的事，回家也不说，不让父亲再伤心。
极度悲伤、心焦，一股急火攻在耳朵上。王玉石先是感到耳朵眼里“嗡嗡”响，满脑子好像无数只蜜蜂在叫个不停。挺了几天，蜜蜂声音没了，正常声音离自己越来越遥远。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左侧神经性耳聋，错过了治疗期。他不自主地提高了说话音量，自己听着自己正常的声音，有时把别人吓一跳。别人说的话常常被他的谐音打岔，话意相扭，弄得人哭笑不得。
耳朵聋了不长时间，王玉石觉得胸闷气短，浑身没劲儿，两腿发软，走路略快些就气喘吁吁，冒虚汗，一到下午就发低烧，并不时咳嗽，吃了些感冒退烧药不仅不见轻，反而痰中伴有血丝。村里大夫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到公社卫生院，打针吃药仍不见效。西医无奈，找中医。老中医徐小辫的后脑勺上丢噹着猫尾巴似一条辫子，民国革命也没革掉。他闭着眼睛，把脉的三个手指轻重变换，许久，睁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滞则血瘀。从脉象上看，你气血不畅，主要因为遇事不顺心，长期抑郁、憋屈、气瘀所致。”
王玉石点点头。
徐小辫又说：“你的病很重，必须抓紧治，不然，有生命危险。我开个方子，先抓九副药吃着，然后再根据病情调整方子。”徐小辫开出方子后又嘱咐说，“吃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要讲性情，乐观开朗，遇事想得开，性情好坏与性命相关。”
王玉石苦笑着又点点头。他吃过九副药，又吃过调整方子后的九副药，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落炕起不来了。杨桂兰和孩子们一商量，抬着王玉石上了县医院。X光片子出来了，医生把杨桂兰叫进办公室，严肃地说：“根据检验报告王玉石肺部占位性病变。”杨桂兰很茫然，不明白。
医生解释说：“直白地说，就是通常所说的肺癌，恶性肿瘤。”
“很严重吗？大夫。”
医生点点头。
“你一定想想办法，千万把他治好。”杨桂兰很焦急。
“已经是晚期，目前医学上没啥治疗办法，最多么，”医生略迟疑一下，“最多能活三个月，回去准备后事吧。”
医生的话像一道霹雳，使杨桂兰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休克过去。医生一阵忙活，她才苏醒过来。她定定神，看看医生和孩子们，自言自语地不知问谁：“真的么？没办法了？”
杨桂兰不怀疑县医院的诊断，但不甘心放弃，去该去的地方再看看，实在治不了，也不遗憾。一家人抬着王玉石上了省医院。省医院证实了县医院的诊断，并告知癌细胞已经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一线希望彻底破灭，无奈，杨桂兰只好准备回家。
“医院确诊什么病？”王玉石把气喘匀了问。
“肺囊肿。”杨桂兰胡乱诌了个病名，附在他右耳上大声喊。
“能治吗？”
“能！”
王玉石微微点头，安详地闭上眼睛，脸上现出一丝微笑。
“啥病已经弄明白了，咱们回去治吧。”
王玉石轻轻摇头。
一家人互相看看。杨桂兰找到医生。
“没有治疗价值了，住院也是干搭钱。”医生劝说。
“先住几天，满足他的心愿，实在不行再说。”
十几天过去了，王玉石病情越来越重。时常处在半昏迷状态，再不回去，人就得撂在外边了。但在他清醒时，一说回家治疗，他总是轻轻摇头。怎么办？琢磨两天，一家人商量出个办法决定试试。
“玉石，乌苏县刚来电话，省里来人找你谈话，要给你平反，让你赶紧回去。”杨桂兰大声喊，她因说谎心跳，脸有些热。
王玉石眼睛立刻睁开，亮亮地放出光芒，郑重地点点头，挣扎着起身。王江制止他，他用干瘦如柴的手有力地扒拉开王江，自己坐起来，下床，走到病房外。王江把他抱到担架上。
一家人商量决定仍不把病情告诉王玉石，怕他精神上垮塌，加重病情，加速死亡进程。偷偷地给他做寿衣，做棺材，变着法给他做吃食。只要他想吃，就设法满足他要求。他想吃绿豆糕，公社供销社没有，王江上县城跑遍了副食商店都没有货。按照售货员指点，他到副食品加工厂求工人师傅。工人师傅知道原委，特地给加工一炉。当王江提着一大包绿豆糕回家时，王玉石吃了一块，便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谁再劝也不吃了。王玉石又想要吃蛤蟆，哥几个冒着严寒凿冰窟窿，王玉石吃了一条腿就不吃了。
王玉石脸色蜡黄，两腮塌陷，颧骨、额骨耸立，双目昏暗无神，嘴巴张得大大的，像个黑黑的洞口，呼呼地喘着粗气。他神态仍然很清醒，虽然不知自己得的什么病，但他从家人的眼神和自己身体状况的感受上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有些后事他想交待。傍晚，他把老伴、孩子们叫到跟前，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我呢，活不了多久了，但、但要死、死个明白，我，得的什么病？”
一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落在母亲身上。杨桂兰想了想对王江说：“到这份上了，也别瞒他了。”
“爸，你得的是肺癌。”王江趴在王玉石耳朵上说。
王玉石微微地点点头，略把气喘匀了说：“你们，曾经问我，我到底，有、有什么问题，影响了你们，升学、参军、工作。我一直没、没有告诉你们，也、也不让你妈说。”说到这，他有些累，大口倒气。略平稳，又吃力地说：“我，过去是乌苏县委副、副书记。省委检查组，依据闫淑萍、刘厚田诬告，捏造冤案，把我和张军，打成阶级、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张王事件是、是虚构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落实政策。日后，会有翻案的时候，到时，你们，替我喊出个，喊出个冤字就行了。”
“爸爸，这是为什么？”大儿子急于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你说清楚我替你伸冤。”
“凡是，乌苏县原、县委成员都清楚，随便找到哪一个人，都是冤案的代言人，你们去问问他们，找桑彬，他一切都清楚。”说完，闭上眼睛，不再说话，鼻子、嘴一起喘气，处于昏迷状态。两个小眼角的两滴泪珠滚到鬓角。半夜，三星放横的时候，王玉石停止了呼吸，但嘴巴仍然大张着，似乎在呼喊什么。
杨桂兰精神分裂了，整天瞪着一双恐惧、警惕的眼睛，倦缩在墙角，不说一句话。
四十三 徒劳无益
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属今年最重。春季低温，进入夏季非阴即雨，老天爷整天不睁眼睛。乌苏县城以南是平原区，低洼地块泡在洪水里，略高地块沟满壕平，水汪汪一片。县城以北山区的庄稼一直蹲在地上不直腰。到了秋季，几近绝产。绝望的人们迈进第三个饥荒年。地里凡是能入口的秸秆、菜叶，山上的榆树皮、椴树叶都上了饭桌。地里的耗子洞一个个被人挖开，仔细地筛出每一颗粮食。眼见一冬无食，绝望的耗子只好把头卡在蒿子杆的分杈处自尽身亡。吃灰菜，吃得浑身浮肿，皮肤一捺一个坑。吃榆树皮，椴树叶，拉不出屎，用手抠，抠出的屎像羊粪蛋，扔在地上摔不碎，满地直滚。两个土豆换一台自行车，一个玉米饼子能领回个大姑娘当媳妇。老年人身子骨弱，不禁折腾，又心疼儿女，有一口吃的都让给小的，隔三差五就抬出去一个。最后，抬不过来也抬不动了，就不讲孝道礼仪了，干脆用马车爬犁拉出。刨不动墓坑，把棺材停放在雪地里，来年开化之后再下葬。村无狗吠，家无鸡鸣，圈无马嘶。生产队年终结账，每十个工分倒挂五毛二分。张军因为同工不同酬，工分比别人挣得少，倒挂钱数比同种劳力少，不能说是因祸得福，起码是因祸少吃亏。好容易捱到春天，野菜出来了，树发芽了。人们采野菜，撸树叶，撒些面在上面，糊弄自己的肚子。因为上年发大水，今春江里的鱼陡然增多，雅鲁鱼一网下去能捕二十多斤，一根竹竿一天能钓到三十斤。没有油，就用盐水煮着吃，鱼救了人命。
灾荒过去了，但经济并没恢复，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奇缺。队长知道他当过县委书记，外边有熟人，有路子，虽说眼下虎落平阳，但终有老面子在。因此，队里缺这缺那，揽些副业活就让他外出跑跑。每次接受任务，他都很激动，认为这是队里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尽心竭力地去完成，甚至不怕摔面子，低三下四地求人。过去，当县委书记，前呼后拥，到哪一路绿灯。有的还主动找上门来，卖人情买好。现在，找到人家，给办的是出于同情可怜。不想给办的，见他时过境迁，已是昔时王谢，或冷落，或刁难。张军把屈辱咽在心里，把微笑挂在脸上，磕头作揖，软磨硬泡，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每当满载而归，见到队长和社员欢喜、称赞的脸色和目光，张军的屈辱便一扫而光，感到和贫下中农又靠近了一些，摘去帽子的希望更大了。
“你这个人没脸，架不住三句好话。干多了，怕是有一天都成了罪过。”高冰洁腆着肚子，见张军兴冲冲地诉说，揶揄道。
“生产队是大家的，你我都有份，能办的尽量帮办办。再说，咱也不能老戴个监督改造的帽子。”
“就怕你好心不得好报。”
正值青黄不接之际，高冰洁生下个女孩儿。女人们尽着最大努力把家里少有的几个鸡蛋，几斤面粉，鱼干送来“下奶”。生产队长让保管员称十斤大米，保管员问做什么用，生产队长训斥说：“别他妈的瞎问，你不想吃这碗饭了是不是？”
保管员在后边盯着，见生产队长进了张军家。
“下奶”的东西不多，高冰洁算计着熬米汤喝，吃不饱，营养不足，自然没多少奶水。孩子吮着干瘪的奶头饿得嗷嗷直哭，让人揪心扯肺。高冰洁陪着孩子掉眼泪。张军熬点面糊糊，用手指试着抹到孩子嘴边，孩子鲜嫩的小舌头贪婪地舔着。见此，张军、高冰洁笑了。
一天深夜刚给孩子喂过面糊睡下，只听房门被敲得咚咚响，一声紧似一声地喊着张军。张军忙穿上衣服，打开门一看，是本村的王守忠，背上趴个孩子。
“张军，老弟，求你救救我姑娘。”王守忠急切中带着哭腔。
“进屋说话。”进到屋内，张军看到姑娘已经昏迷，摸摸歪在一边的额头，滚烫滚烫，用手试试鼻息，几乎感觉不到，摸摸脉搏，十分微弱。张军急切地说：“这得赶紧上医院，再耽搁下去就危险了。”
王守忠没动地方，头耷拉下来。
“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哇！”
王守忠慢慢抬起头，一脸难色，两行泪水。费了很大劲儿才说出话，但声音却在嗓子眼：“手头没钱，也不认识人，去了人家也不能给看。你认识人多，求你帮忙去一趟。”说完，乞求的目光落在张军脸上。
“走，马上走。”张军穿戴好衣服，去抽屉翻钱。翻几遍，就翻出几十元钱，疑问：“冰洁，就这些钱吗？”
“那你还想有多少？”高冰洁并无恶意地讥讽着。
“走吧，咱们到队套辆车，跑快些。”
到了县医院，天色已明。张军直奔内科，找到值班医生，但不熟识。医生简单看看后开出住院单，吩咐去办理住院手续。张军到窗口，敲了半天，值班女收款员才懒懒地、睡眼惺忪地、不满意地拉开窗帘。
“押金三百元。”收款员看看住院单，丢出一句话。
“同志，孩子急病，来得匆忙，只带了五十元钱，先交上，再补……”
“不行。”没等张军说完，收款员扔出住院单，“啪”地关上窗口，拉上窗帘。张军又敲。“你瞎敲什么？”窗帘开处闪出收款员愤怒的脸，随即窗帘又拉上。无奈，他又回到内科值班室。医生伸手要住院手续，张军没给，解释说：“大夫，来得匆忙，钱没带够，你先给孩子治上，我这就筹集钱。”
“不行，院里有规定，不交押金我不敢给治。”医生冷冰冰地说。
“我保证一个钱也不会缺你们的，求求你，抓紧给治治，不能再耽误了。来来，给个方便。”张军特意热情地、亲近地拉着医生的胳膊。
医生猛地甩掉张军的手：“少来这一套，不交钱说啥也没用。”
张军动气了：“那好。孩子呢，我们放在你这里，这五十元钱也放在这。孩子来时有气，你要不给治，孩子万一有意外，死在医院，你当医生的必须负责。守忠，咱们走，孩子留给他。”
王守忠看看医生，看看张军，又看看孩子，不知所措。
张军拉起王守忠往外走。
“你——”医生“腾”地站起，一急语塞，缓了口气说：“我算服了你了。这样吧，先按这五十元开药治疗，用完立刻停药，你们另想办法。”
医生做了仔细检查，然后开药、输液。半个小时过去，孩子渐渐地缓过来，趋于平稳。上班的时候到了，张军找到院长办公室。
“哎呀，老领导驾到，”桑彬慌忙离开座椅，迎上前来，紧紧握手，然后连声说，“坐坐。”张罗着倒水端茶。
坐定后，桑彬问：“怎么样？还好吧？”
“凑合吧，再坏也不能比这再坏了，再好也好不到哪。”张军反问，“从公社调到医院当院长还适应吧？”
“这些知识分子难弹罗，心细叫真。拿大事当小事，拿小事当大事。不过，我眼珠子一瞪，他们就老实了。”桑彬又反问，“这么早来是有事吧？”
“是有事，请你帮个忙。”张军把孩子看病缺钱的事说了一遍。
“好办，先住院治病，没钱先欠着，啥时有啥时来还上。走，我领你去办。”说着，拉起张军来到医务科，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又到内科病房，对那位医生说：“钱，你不用管，住院手续由医务科办理。你呢，责任是给孩子看好病，以后遇到此类事灵活点，治病救人嘛。” 又对王守忠说：“你在这护理孩子，我俩出去吃点饭，过后给你捎点回来。”
见张军和桑彬出去，。医生问王守忠：“那个人是干啥的？和院长挺熟的。”
“他是张军，原来的县委书记，你们院长的老上级。”
“我的妈呀，原来是他，早就听说过。我说怎么这么冲呢！”
一个星期后，孩子治愈出院。王守忠领着女儿王文凤来到张军家，千谢万谢，送来十斤粮食、一篮子野鸭蛋。张军说啥没要，让留给孩子补补身子。无奈，王守忠让女儿跪在地上给张军磕了三个响头，把个张军弄得挺不好意思。
天，阴得黄乎乎的，没有一丝风，闷热。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汗一个劲儿往外冒，浑身湿乎乎的。几个闷雷滚过，大雨点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一会儿，雨在地面上冒起了烟儿。张军突然想起什么，撑起雨伞往外走。
“这么大的雨，上哪去？”高冰洁抱起孩子问。
“我去荆海林家看看，这么大雨够他呛。”
荆海林和张军一起去朝鲜出担架队。长得黄皮精瘦，手整天捂着心口窝，浑身不自在，外号“哪都疼”。在朝鲜，跟着炊事班烧火。回乡后，没有哪个姑娘嫁给个哪都疼的病秧子，光棍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又干不了重活，收入少，生活得很艰难。两间泥草房，披头散发，房盖中间塌腰，屋内用一个柱子顶着，才没彻底塌下来。一下雨，屋里地上水汪汪的没脚脖，水面飘荡秸秆、木棍，“哪都疼”只好萎缩在不漏雨的地方等待雨停。想修修房子，但没人手，自己也干不了，就这样捱下来。张军找到队上，队上拖三推四。找到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很不耐烦：“这么点事也找我，一个村子五六百号人，我能管得过来吗？让他自己想办法。”
“他不是特殊吗？有病又上过朝鲜。”张军解释。
“像他这样的人多了，管了他，别人怎么办？整体不好平衡把握，你也当过领导。”言外之意这点道理你还不明白？
话说到这个份，张军不能再说什么，只能另想办法。
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张军两脚黄泥，一趾一滑地赶到“哪都疼”家。
黑洞洞的屋里，地面的水闪出点光亮，模模糊糊地能分辨出“哪都疼”蜷缩墙角避雨，炕上摆着盆盆罐罐接雨。“哪都疼”见张军进来，窘迫地冲他点点头，一脸痛苦状。张军没理会“哪都疼”，试着推了推房盖塌腰处的柱子。茶杯粗的柱子发颤，房盖摇晃。他出去在房前屋后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一根像样能用的柱子，只好回家扛了两根，顺手提把锯。回来后，估算一下，锯了，顶上一根。另一根顶在处边倾斜的房西山墙。左右看看，什么也没说，消逝在茫茫雨中，向公社走去。雨如水注，扑打着雨伞，在伞的四周形成雨帘。
七八里路，走了近两个小时，赶到公社时，已近中午。张军找到在供销社当主任的亲戚，求他请公社社长马凤举吃顿饭，同他说事。
“你又不是不认识，上朝鲜给你当过通讯员，又在组织部当过副部长，你自己去找他多好，何必让我绕个圈儿呢？”
“今非昔比，我眼下这身份，直接找，别人见了不好。不来呢，两下都难堪。还是你给我周旋一下，以你名义，我请客，只要来了就好办了。”
“那他事后还不得埋怨我？”
“怕啥？我说的事一不为我，二不是坏事。你的胆像针鼻儿似的，想得那么多干嘛？累不累？”
这位亲戚仍然一脸难色。
“怎么？求你这么个事都不行？看我不行了是不是？求不动你，我走？”张军一方面是激他，一方面也是真生气，脸面很难看。
“好，好，好。”这位亲戚被激不过，只好去公社。
“你怎么也在这？”马凤举感到意外，微笑着说。
“凑巧碰上了。”张军遮掩道。
马凤举从朝鲜回来时，本来是留在省团委的，硬让张军给要回来，安排在县委组织部当副部长，打算把桑彬提为县委副书记，让他接替组织部长。这个算盘没拨完，张军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进了监狱，马凤举被划为张军线上人物。卓仁圈定的左膀右膊一枝花，外加一只癞蛤蟆的张军得力干将中，左膀是王玉石，右膊是桑彬，一枝花是高冰洁，马凤举是癞蛤蟆。但因没什么实质性错误，批判一通后，当上社长。张军时常后悔不该从省里把他要回来，受此牵连，不然，处长早就当上了。马凤举也时常为从省里回来后悔不迭，每次都以工作需要来安慰自己。张军在他管辖的村里，多少次他想去看看张军，但因事多，更因不是很妥当，搁置下来。今天的场面，他明白决非凑巧，而是有意安排。他坐下来，拿过酒壶斟满酒说：“多少次想去看看你，总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子，没抽出时间，正好，今天陪老领导喝几盅。”
几杯酒间，扯了一些桑麻、家计闲言碎语后，张军放下筷子说：“我今天来想要你帮助解决个问题。”
“我想也不会是光吃饭叙旧的。”马凤举在张军面前说话向来不拘谨。
张军说：“我是替别人说句话。”接着，把“哪都疼”情况介绍一遍，“请你说句话，让村里给修修房子。好孬我们都在战场上轱辘过一次，帮帮他。”
“这事还用找我？找村里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村那个书记，除了搞破鞋上心，别的事他从来不管。”接着把几次找他修房子的事说了，“他要是能给办，我也不会来找你。”
“这件事我管，你不用担心了。”
“我替‘哪都疼’谢谢你。”张军稍事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不要跟我们村支书提起是我说的。那人报复心重，要是知道了，会以为是我到你这告状，肯定跟我没完，往死里整。”
马凤举点点头，喝口酒说：“你可要小心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要开始了，听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解决你们这样人的问题，是运动主要对象。”
“大不了再像前两年蹲监狱罢了。”
“那滋味好受哇？”马凤举叮嘱说，“以后处处留点心。”
尽管这次吃饭很秘密，仍然被传出去，风言风语。说马凤举阶级观念模糊，阶级混线，被反革命分子拉拢腐蚀。
转眼到了冬季，地净场光，往年开始“猫冬”。今年，公社为了增加收入，让张军到森工局揽了伐木、赶套子的副业。在靠近山根的偏脸子处，借一面立陡山势，民工压了一溜地窨子做工棚，烧火做饭睡人。晚上睡觉，下面烙得起泡，上面凉嗖嗖地刮小风。白天，人们分散在林子里干活，独自作业，很少聚在一起说闲话。晚上，汇集在工棚里，大碗酒喝上，红红的脸，满嘴脏话。特别是都远离家乡的老婆被窝，想念无处打发，便讲那些男女间故事，部位在裤腰带以下，膝盖以上。开始，张军有些不好意思，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渐渐地，饭后不听“花”故事还觉得缺些什么。
全公社民工编成一个连，各村编成排。伐木和赶套子都是很危险的活计，每年都有让树砸死和窜木时挤死的，因此，每次上山连排都强调安全。张军有文化，是连队的秀才，每有写写画画的活，指导员便让他来做，但遇到政治性很强的吃硬活便不敢让他露面，怕惹来麻烦。也是凑巧，临完工没几天了，张军和众人一起上山伐木。一棵一抱多粗、二十多米高的红松，坐拃了。张军和本村十六岁的“小不点”合伐这棵树。下拃伐小了，上拃大了，树可能劈拃撅死人，并损毁木材。下拃伐大了，上拃伐小了，可能坐拃，难以辨明树倒方向，一旦倒下躲不及，极有可能砸死人。这棵树笔直，朝山下一面，没有多的大枝杈，相反，因长在阴坡，树枝趋光，朝山上方向枝杈多些。当时考虑可能会坐拃，在伐下拃时多往里开了些，但仍然坐拃了。这时，一阵风，一个声音都可能起到推动作用，人必须密切注意树倒方向，及时躲闪，否则，被树砸倒刮到，后果不堪设想。“顺山倒--”张军冲山上下方向吼了一声又一声，树仍然纹丝不动。又把帽子顺树干往山下方向扔去，树仍然不见动静。他又把上衣脱下来往山下方向扔，仍然无效。“不要动！”“小不点”脸色煞白，转身要跑，张军连忙制止。张军知道，此时跑开避险，带起的风和动静，会使树顺势倒下，这叫“追人倒”。但张军并没有制止住，“小不点”已经向右边跑去。
“回来！”张军在呼喊时，向“小不点”奔过去。这时，凭直觉他听到树倒前发出“嘎吱”转拃声音。不好！他在抓住“小不点”一刹那，急速回头，拖住“小不点”向左下方滚去。
“刷—，呼—。” 树在刚才俩人躲开的地方重重地倒下，碗口粗的树被砸倒一片。
“小不点”得救了，哭喊着要回家，说啥不在这干了。
张军舍身救人事迹被传开，受到称赞。每每听到夸奖，张军虽然表面上谈谈过去，但心里十分高兴。又做件好事，为摘反革命帽子又积累了条件。
根据张军表现，在完成任务总结评比会上，连队指导员主持会议，把张军评为先进个人，报回公社审批。为此，张军特意托人把此事捎给高冰洁。很快，公社批示回来。指导员把反革命分子评选为先进，实属丧失阶级立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是个糊涂虫，开除干部队伍，安排做勤杂工。
就此，张军少言寡语，闷闷不乐。他为指导员的事而内疚，燃烧起来的努力工作、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也叫“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苏县因为张军、王玉石反党事件而全国闻名，中央和省对乌苏县社教工作格外重视，社教工作团党委书记张历由中央纪委派来。张历在全县科级以上干部见面会上重点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那就是肃清张军、王玉石余毒余党，同隐藏在身边的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张军首当其冲地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监管起来，旧事重提，向张军索要反革命集团名单、联络办法。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老调重弹。没办法，工作组只好把当初省委、中央同案处理的人员又列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骨干，工作组又要他交代出狱后新发展的人员名单，弄得张军一头雾水，不知所以。原来，是监管人老邱头弄的。工作组刚来不几天，他找到工作组长神秘兮兮的说：“我向工作组反映个重要情况，关于张军的。”
“哦——”工作组长很感兴趣，立即眼睛放光，掏出笔记本，还递给老邱头一颗烟。
“我呢，是他的监管人员。”老邱头接过烟放在鼻子下贪婪地闻了闻，没舍得抽，放在右耳朵上夹起来，指指自己的左臂上的红袖标说：“张军回村这些年，我一直监视他不放松。开始他还很老实，一般不外出。可后来，他就不规矩了，今天出去采购，明天出去办事，一去就是十天八天的。他那么积极地往外跑，干什么？是不是发展新成员，壮大组织？可队里就是不听，仍然放他外出。我估摸队长都是他集团成员之一，听说经济困难时从队里仓库整袋整袋给他家送过粮食。张军再转运出去接济其他成员。”
“还有什么？”工作组长听得十分认真，见老邱头不说了，忙追问。
“还听说，张军借跑外时机同过去的那些成员联系也挺频的，密谋翻案，反攻倒算。”
“都和谁联系？”
“知道的有桑彬、杨川跃、刘新，他从监狱出来，他们好一顿给他接风压惊。还有我们社长马凤举，张军请他下饭馆，整得挺热乎。张军为了拉拢人，还常常关心关心这个，看看那个，施点小恩小贿。”
“都有谁？”
“‘哪都疼’，就是荆海林，还有‘小不点’胡尧，王大吃，齐愣子……”老邱头一口气点了十几个人，都是平日里同张军有过接触，甚至只说过几句话的。最后他声明，：“我和他们谁都无冤无仇，没有一点报复的思想，纯粹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江山代代红，红万代。”
“难得老同志有如此高的阶级觉悟，你提供的情况对运动太重要了，谢谢你，谢谢你。”工作组长激动地紧紧地握住老邱头的手，连连说道，并送出好远。进屋后，马上召开工作组全体会议，调整部署，扎根串联，挖掘线索。
张军回家后，一脸无奈。高冰洁问知原委，埋怨他说：“怎么样？当初我没说错吧？不让你跑外采购、办事，你偏逞能，还说什么生产队是大家的，好孬人人有份，如今可好，都成了罪证。”
“你挺能说呀！有完没完？”张军正心里不痛快，没好气地说。
“你可不能乱编，编上谁谁完蛋，编出第一个就追第二个，没个完。”高冰洁被抢白后，知道说过头了，现在不仅不应埋怨，应该关怀、支持，认真地叮嘱。
老邱头在工作组那受到表扬，监管工作更加认真。只要张军在路上和谁说句话，就立刻报到工作组那，那人就要被审查一阵子。因此，村里人见了张军都绕着走，躲避不及的，把头一扭，装着没看见。一次铲地，邻垄王守忠姑娘落得太远，张军出于同情可怜，帮了几锄，反遭姑娘一顿奚落：“你少用这点花招儿拉拢我们贫下中农，我不会上你的当。”
张军被几句话呛得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又狠狠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工作组为了把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紧紧抓住一批苦大仇深的老贫下中农和一批青年骨干。王守忠姑娘王文凤就在其中，内定为入党积极分子，透出口风组织上正在考验她。因此，她不容许张军照顾。没过几天，全村召开批斗大会。张军的检查材料刚念完，就先后上来几个批斗的，内容大同小异，无外乎反革命在党内代理人、妄图复辟失去的天堂之类的东西，他并没怎么在意。比此更大场面他早就经历过了，何况一个村呢！但王文凤的发言却让他心灵受到摧残性震撼。她上台先扇了张军两个耳光，然后怒不可遏地说：“张军，当年你给我找医生看病，那时我不明白事，挺感谢你的。经过社教运动，我现在心明眼亮，看透了你的险恶用心，你是妄图腐蚀拉拢贫下中农，壮大你的反革命组织，复辟资本主义。”
王文凤后边的话很多，但张军已经听不见了。委屈、伤心、羞辱一齐涌上心头，堵得喘不上气，嘴唇哆嗦，脸色苍白，眼泪涌出。
“少来鳄鱼眼泪。”王文凤鼻子“哼”了一声，转身举起右拳，振臂高呼：“张军不彻底交代就叫他灭亡！打倒张军！让他遗臭万年！”
台下回应稀稀落落。
过了些日子，王文凤第一批火线上入党。张军病倒了。他整天问自己，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怎么做才对？
四十四 向着东方
随着“四清”运动逐渐深入，运动重点由张军这些“落水狗”转向现职领导干部。一个个都被请“上楼”，交代问题，称之为洗手洗澡。没有什么问题或有些问题说干净了才准许“下楼”。马凤举在“楼上”三个月下不来了，因为反革命分子张军请他吃过饭，喝过酒，阶级混线。开始，工作组怀疑他是张军反革命集团成员，经反复检查，没发现证据，定性为阶级观点模糊，丧失阶级立场。尽管解释是为了给困难户翻修住房，那都没有用。社教分团决定给马凤举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上报到县工作团。县工作团考虑到只此一事且马凤举认识错误态度较好，本着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认真检查后免予处分，“下楼”恢复工作。事后，张军同马凤举见过几面，马风举没说什么，张军心里很难受，后悔当初何苦呢，给别人添了这么大麻烦。
不断有消息传来，过去凡是和张军一起工作过的虽然处理过，但仍然被列入审查对象，重新内查外调。案件处理以来和张军接触较多的一些人都被怀疑为反革命集团新成员，一个个过筛子，一遍遍排查，深挖出重点对象一百多人。工作团把这些人弄到县党校集中吃住，办培训班，认识问题，逐个解脱。解脱不了的就被戴上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强制劳动改造，监管起来。最悲惨的还是那些当年同张军反革命案的相关人员，经 “四清”运动，罪行定性越来越重，由恩甲本来已经被撤销科长职务当了兽医，经运动，被法院判定为反革命分子，戴帽管制，开除公职，全家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有类似历史政治问题的赵洪洋、曲丰德、李清泉等人同此命运。桑彬、杨川跃等人又依次被降职，档案中记载上“控制使用”结论。刘新已经上升到为张军反革命集团组织反革命武装，企图武装政变，被逼不过自缢身死。每当这类消息传来，张军就感到自己的心被捅了一刀，连累这些无辜人，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常常呆若木鸡，有时落泪，有时嘴里叨叨咕咕，不知说些什么，魔魔怔怔的样子，让人瘆得慌。有一次从公社被批斗回来，唉声叹气的。女儿在炕上学走路，摇摇晃晃，小牙呲着，满脸笑，十分逗人。张军呆呆地看着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啊？”然后就头朝里躺在炕上，眼睛直勾勾望着天棚，嘴里叨叨咕咕，偶尔能听清几句：“我没有黑名单，”“人怎么这样呢……”高冰洁感到不好，担心别出啥事。晚上，又开批斗会，已经夜里十点多了，张军还没回来，高冰洁十分害怕，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坐卧不安，焦急得站在门口向黑暗处眺望。终于，忍耐不住，到隔壁去找姑姑。姑姑家已经熄灯睡觉，被叫醒后，见高冰洁焦急的样子，奇怪地问：“啥事？黑灯瞎火的。”
“张军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我怕……”高冰洁焦急地说，但却到此打住。
“上哪了？”趴着的姑姑坐起来，光着上身，丢蕩着两只干瘪的口袋奶子。
“批斗会。”
“把孩子给我，你赶紧去看看。”姑姑伸手接孩子。
高冰洁没给孩子，吞吞吐吐，不好意思地说：“姑姑，我，我不能去。”
“怎么？”
“我见不得那批斗会场面。”高冰洁曾经去过一次。会场里，灯火通明，主席台上大幅横额上写着“批斗反革命分子张军大会。”左边竖幅上写“坚决击败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右边竖幅上写“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两边墙上挂满大字报、漫画，张军两个字上被打着红叉。高大的宣传画上，工农兵脚上踩着呲呀裂嘴、人头狗身的张军，标题叫“痛打落水狗。”张军弯腰低头站在主席台右边，王文凤振臂挥舞，声嘶力竭地念着批判稿。台下群情激昂，同台上相呼应……高冰洁本想进去看看结果，但此时浑身已经拿不成个儿，心跳腿软面色苍白，瘫在地上。幸好人们集中精力开批斗会，没人注意到她。过了一会儿，她缓醒过来，两条腿面条似的，跌跌撞撞地不知怎么回到了家，自己也很纳闷。
“这些天他精神有些不正常，我担心他别再想不开，出啥事。” 高冰洁满面愁容，很是担忧。
“那好，我这就去看看。”姑姑急忙穿衣服。
“这么晚了，真不好意思。”
“一家人净说两家话。”
从此，每天晚上开批斗会张军回来晚些，姑姑都去看看，报个平安。白天，张军去河南沿打草，人少离家远，高冰洁偷偷委托同去社员给关照点。高冰洁经受不住这样反复的折磨和打击，身体日渐虚弱，常常眩晕。但因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被运动驱赶着不得不去地里干活。一天，正顶着寒风同社员一起刨粪装车，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里。众人连喊带掐人中，缓醒过来后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公社医院说治不了，其实是不敢收，怕惹政治麻烦。无奈送到县医院，好说歹说才收治了。张军知道后，心急如焚，向县医院奔去。没走出三里地，被骑马赶来的老邱头截住。老邱头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俨然一位大将军，厉声喝道：“反革命分子张军，你想跑吗？你给我滚回去！”
“我老婆病得厉害，我去看护还不行吗？”
“不行！你是被批斗重点，不经工作组批准，不准离开村子。”老邱头胯下马不停地刨地。
“工作组都到公社集中了，找不到人，我求求你了。”张军哭咧咧地说。
老邱头不仅无动于衷，反而骂道：“你他妈的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从来不吃这口。”见后边徒步的几个人赶上来，命令道：“给我把他拖回去！”
“我去去就回来！”张军一边挣扎一边喊。
“不行！”老邱头态度坚决。
张军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坐立不安，犹豫再三后，到老邱头家，恳求老邱头：“请监督员开恩，我去看看就回。”
“我说不行就不行，阶级斗争这么激烈，你一个反革命分子到处转悠，没人监督怎么行？”老邱头翻翻眼睛又说，“再说了，你万一逃跑，工作组冲我要人，我拿什么交差？谁知道你们这是不是做好的扣？”
张军陪着笑脸说：“全国都搞运动，我跑到哪都一样，反倒罪加一等，请你相信我，要不，我给你立个字据。”
“那玩艺就是一张纸，管啥用？”老邱头不耐烦了，“你别黏牙了，我还有事。你赶紧走！”
太阳已经偏西了，但张军感到太阳仿佛被钉住了，恨不得抓过来塞到西山后。
掌灯时分，家家炊烟散尽，围在一起吃晚饭。张军烟火未动，眼睛盯着老邱头家的窗户。往常，庄稼院为了省灯油吃过饭早早就睡下。今晚，不知是不是有意同张军作对，老邱头家的灯一直亮着。张军苦捱着，嘴里焦躁地反复地骂着：“真他妈的不讲人情，奶奶的。”终于，老邱头家的灯灭了。张军随即出门把孩子送到隔壁姑姑家，简单交待几句后，提着一包煮熟的鸡蛋，撒腿上路。坑坑坎坎，绊绊磕磕，满头大汗，赶到县医院时已经近半夜。高冰洁已经脱离了危险，但仍然很虚弱，孤零零地一个人微闭着双眼。若不是还有口气，在蜡黄的脸上盖一张黄表纸就可送葬了。听到响动，高冰洁疲倦地慢慢地睁开眼，见是张军，立刻眼睛一亮，放出光芒，挣扎着要坐起来。张军忙捺住，抓着她的手，紧紧地贴在额前，欲说无语，欲哭无泪。
“孩子好吗？” 高冰洁有气无力地问。
张军点点头。
“你离开村子他们许可吗？”
张军摇摇头。
高冰洁往回抽手却没抽回来，急切地说：“那你赶紧回去吧，他们知道了你又要遭罪了。”
“你这里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我这里还行，你赶紧回去吧。”高冰洁催促，“过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都是因为我，你才……”张军哽咽说不下去，眼泪涌出来。
“快别说了，都是因为我，你才……”高冰洁扭过脸去，闭上眼睛，淌下两行热泪。
张军剥开一个鸡蛋，又掰成一个个小块，塞到高冰洁的嘴里。高冰洁仍然闭着眼睛，细细地品味着，眼角的泪不断涌出。
眼看时候不早，再不走天亮前就赶不回村里了。张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高冰洁，敲开了姐姐家门，请姐姐照顾一下高冰洁，然后一路奔波，天刚放亮时赶回村子。有些早起人家已经炊烟袅袅。好在没有遇上谁，老邱头家也没有任何响动，张军舒了一口气。谁知，刚推开院门，老邱头正坐在房门处，耷拉着脑袋睡得正香，嘴里流着哈喇子。听到响声，睁开的眼睛立刻瞪得鸡蛋大，吼道：“你还跟我来这套？耍我？走！上大队部。”
张军被关在大队部仓库里，责令反省交代擅自离村逃避监督问题。说来说去就是到医院看病人，请过假但没批准，错了，以后坚决不再重犯。工作组回来后，问题升级了。工作组认为这可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让他交代以看病人做幌子暗地进行反革命串联问题。天大的冤枉，但任张军怎么解释申辩都无济于事。一天下来，滴水未喝，粒米未进。加上夜里去县城打个来回，浑身直突突，拿不成个儿，歪倒在一堆乱东西上。此时他头发蓬乱，面色憔悴，眼睛通红，精神恍惚。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放他回家。他拖着极度疲惫的双腿，摇摇晃晃地迈进家门，见姑姑抱着孩子正在等他。大孩子见他进来，一下子扑过来，紧紧搂着他的脖子，放声痛哭，嘶哑的声音中满含着委屈。哭声像把刀剜着他的心，连个孩子也跟着自己遭罪，自己的存在给别人带来的都是痛苦，真是多余活在世上。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孩子稚嫩、酣睡的脸上。妈妈不在身边，小姑娘攥着张军的一根手指吮着，哭闹着睡着了。张军的心酸酸的。
高冰洁住了三天医院，略感好些就回家了。回家的当晚，工作组的一位女队员就追随到家里。女队员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板着面孔，先是讲了一番阶级斗争大道理，然后说：“阶级敌人就在你身边，情况就更加复杂，你最了解情况，你应提高阶级觉悟，划清界限，勇敢地站出来帮助组织弄清张军反革命集团问题。”
“只要他做过的和我知道的，我一定揭发检举。”高冰洁回答得挺干脆。女队员硬邦邦的面孔有些变软。
“那好，请你如实回答，你住院期间他偷偷跑出去过，他是否真的去过医院？”
“去过。当天夜里就返回了。”
“真的？”女队员又问，“中间没同谁接触？”
“没有。”
“那你揭发一下张军反革命集团新发展的骨干和成员。”女队员转移话题。
“不知道。”
“你们在一起生活，最了解情况，你怎么能不知道？”
“他没做我怎么能知道！”
“你——”女队员被噎得说不出话，“啪”地拍了一下炕沿。
“我怎么的？张军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高冰洁和张军一样，张军被定为反革命以后虽觉得冤枉，但终究感到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就认了。本想好好表现一下，摘下这个帽子平平淡淡过日子算了，哪里想到非但怎么表现也不行，还越来越升格，罪越来越重，并且没完没了。反正也没啥希望，再处理也不能开除地球。高冰洁便什么也不在乎了，想说啥就说啥。
“你太顽固不化了，死抱着反革命分子大腿不放。这样下去，你不会有好下场。”女工作队员脸涨得通红。
“我们已经没有好下场了，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话至此已经说到底了，女工作队员递不上话头，气得眼泪在眼圈儿转悠，在就要涌出来的时候，她一扭头跑了。
“你这样做要给自己惹祸。”张军担忧。
“不这么做也没得什么好！连有病都不准护理，还有没有人味？又跑这来刨根问底找罪名，滚他妈犊子！”高冰洁越说越气，仿佛吃了枪药。
“还是小心点好。”张军无限感慨地说：“嗨！可我张军一个人折腾得了，何苦别人呢。”他痛苦地思索着，紧锁的眉宇下两眼直勾勾的。许久，他好像终于下定决心，自言自语：“对，必须的。”挺起身往外走，带起一阵风。
“你干啥去？”高冰洁一惊。
“我找工作队好好谈谈，说它两天两夜。”
“说啥？”
“从参加独立团谈起，证明我不是反革命。”
“没用。谁会相信你？”
“我相信我自己。”张军说完，精神十足地向工作队驻地走去。心中一时膨胀的底气越走越往外撒，到了工作队驻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有事吗？”工作队长是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正伏在炕上的饭桌上写字，见张军进来，抬起头问一句，又低下头继续写字。
张军站在地中央，迟疑一下说：“我，我想彻底谈谈。”
“那好哇，主动坦白好，坦白好了从宽。”工作队长立刻抬起头，眼睛在镜片后一亮，透出惊奇的光芒。
“我家是富农，光复前后当教员，后来参加独立团……”
“这些我们都了解，你谈谈怎么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别是近些年新发展的成员和新的活动。”工作队长打断张军的叙述，“捞干的说。”
“我，我，”张军卡壳了，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回去写吧，交给你们。”
“也好。”工作队长思索一下说，“我警告你，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彻底地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这是惟一出路。垂死挣扎、反扑都是没有意义的，是徒劳的，休想蒙蔽过关。何去何从自己掂量。你明天不用上工，写交代材料，中午交来。”
从工作队那回来，他的情绪极坏，和衣头朝里躺着，任凭高冰洁怎么问话，就是不应声。他没心思写什么材料，其实也没有什么写的。要写，那也只得违心地瞎编排，他不能这么做。到现在，受他牵连的人已经够多了，再瞎编排一通，不知多少人还要遭殃。可不写，整天审查批斗，遭讥讽、指责、甚至谩骂，连几岁不懂事的孩子都跟着屁股骂自己是“黑五类”。活得还不如一条狗，狗做错事，受主人责骂，但作对了，还会受到主人奖赏。可自己呢？做错了，居心叵测。作对了，别有用心。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自己解脱，也解脱别人。对，这是惟一的办法，别无选择。听听身边老婆孩子轻微的鼾声，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一走了事，倒很清净，可抛下这孤儿寡母谁管？日子怎么过？寄人篱下更遭人欺负。为了他们母子，忍气吞声，横竖都往肚里咽吧。一会儿想死，一会儿想活，迷迷瞪瞪到天明。早晨，头昏脑胀，在高冰洁劝说下喝了一小碗粥，又头朝里躺下，眯缝着眼睛，嘴里叨咕什么，右手食指比比画画，像是写什么。他还在想是应该死，还是应该活，甚至想到怎么死，应该留些什么。冬日天短，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刚过中午，工作队来人催要交代材料。张军推脱没写完。三点多钟，工作队第二次来人催要，张军仍然推托。日落西山，工作队长亲自来了。一进门，便气势汹汹地问：“材料呢？拿来我看看。”
张军坐着没动。
“拿来！”
张军吭哧吭哧说：“我还没动笔。”
工作队长一听火冒三丈，把眼镜往上一推，吼道：“站起来，站直了，把两腿并上！” 然后背着手，在张军四周转圈儿，歪头斜眼，讽刺挖苦地说：“在这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中，你一个落水狗，竟敢负隅顽抗，真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我给你交代清楚，你记住，这个材料你必须写，还必须写好。时间、地点、人员、活动内容、计划、纲领都要一一写清楚，明天早晨交，这是最后期限，到时不写或写不清楚，决不轻饶你，让你再回监狱回回炉，加重判处。话还得说回来，写好了，检举主动，另当别论。两条道，你自己选择吧。”说完，拂袖而去。
工作队长走了，沮丧的张军，有些神经兮兮，语无伦次，行为怪异。先是摸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又把水缸轧满水，把烧柴也抱进屋。这些活都是高冰洁的，他向来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躺下后，高冰洁刚要睡着，他突然问：“隔壁的钱还了没有？”
“还了。”高冰洁翻了个身。
“那好。”张军又说，“去年队里倒挂一千五百个工分没给钱呢。”
“嗯。”高冰洁又翻过身，“瞎叨磨什么，睡吧。”
张军没有睡。孩童时代，当教员、参加独立团……每个阶段的事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过。如今，身处逆境，凄凄惨惨，心中悲怆，心中流泪，无限愁苦。他感到自己就像在泥潭中挣扎一样，不仅没能爬上岸来，反而越陷越深，眼见快没了人影。不知不觉中，思绪牵引着下弦月移到西山。他起身穿衣服，惊动了高冰洁。高冰洁没睁眼睛问：“你干啥去？”
“到那屋写材料。”张军借着月光，在柜子上找到纸和笔。
写什么？他已经想好了。他眼含热泪，奋笔疾书，他从参加工作以后写起，一直写到现在。对错沉浮，客观评说。为自己申辩，为自己呐喊。
我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而奋斗。但党组织却因家庭成分问题清洗过我一次，我并没有怨恨，回到革命队伍中，我对党充满感激之情，以极大的热情为党工作，党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然而，五五年，党组织彻底抛弃了我，把我投进监狱，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工作中有错误，但我决不是反革命，直到现在，尽管对我不公平，但我也不反对革命。我恨不能把自己赤诚的心掏出来给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看看。仅我一个遭到冤枉也还能挺得住，由我还牵连到很多无辜的人，纷纷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和成员，或判刑入狱，或开除、或降职，或管制，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自己也为解除管制、恢复自由而努力但却徒劳。一切一切，无路可走，别无选择，只有以死来表达自己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并替他人解脱。我和他们都是党的儿女，请宽恕他们吧！请党组织也宽恕我以生命去表达自己清白吧！
我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什么反革命集团，不要再追查了，不要再伤及无辜了。此事以我之死而结束吧。”
写完最后一个字，已经五点多钟了。他擦干眼泪，完全平静下来，把稿纸叠起，小心地揣在棉袄内兜里，然后到厨房，把锅灶点着，添好水，坐在灶门口。红红的、跳跃的火苗映照着他，不住地在他的脸上闪亮。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屋子里弥漫着热气。坐了一会儿，他去瓶架上取下卤水瓶，回到灶前，打开盖子刚要喝，听到屋里有动静，赶紧放在一边。他把门推开一个缝儿，深情的望着、望着。借着火光，他分辨出妻子、孩子熟睡的身影。他动摇了，把卤水瓶又送回了瓶架，掏出稿纸丢进灶膛。在火苗即将烧到稿纸的时候，他又迅速地把稿纸抽回。他眼前跳跃的不是火苗，而是无休止的批斗场面，卓仁的呵斥，狱警的侮辱，老邱头的刁难，王文凤的卑鄙……委屈、羞辱、愤懑、愁苦、仇恨一起涌在心头。他一咬牙，把稿纸揣进怀里，毅然到瓶架上抓起卤水瓶子，推开门，走进黎明前的茫茫黑夜里。
朦胧中，高冰洁听门响了一声，并没在意，可过了很长时间，没听到啥动静，心中划魂儿，顾不得穿外衣，跳下炕，光脚奔到外屋。灶膛的火苗已经熄灭，只剩下红红的炭火。黑黑屋子里弥漫着水蒸气。高冰洁努力地睁大眼睛寻找张军，没见踪影，又叫了几声，也没见回音，心里一紧，想到大事不好，回屋里匆忙穿上衣服，慌慌张张地到隔壁姑姑家窗下喊：“姑姑，张军在这么？”没见回音又喊了两遍。
“没有啊！”姑姑答道，听到高冰洁急切、变调的声音，心里一急，问了句废话：“没在家呀？”然后摸摸索索地点着灯。
高冰洁听到张军没在姑姑家，脑袋“轰”地一下变得老大，下边再说的啥根本没听，就急忙往叔叔家去。越着急，腿越不好使，哆嗦着迈不开步，直想着要尿尿。找了几家都没有，她就不往好处想了，约摸着八成要出事。这时，天已经麻麻亮了。民兵集合出操的队伍雄赳赳地从自己身边跑过。不一会儿工夫，只见三三俩俩的人向铁路边跑。不详之兆敏感地掠过高冰洁的心头，她忙拦着一个人问什么事，那人边跑边说死了个人。立刻，高冰洁瘫在地上，下身淌出了尿。又是不一会儿，出操的民兵散兵状跑回来，七拽八扯地抬着一个人。高冰洁抬眼一看，立刻昏厥过去。
黎明前格外黑暗。灰色的天空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落光了叶子的树林，伸出黑黑的、光秃秃的枝杈，张牙舞爪地抓向天空。正是小鬼呲牙的时候，没有一丝风，但寒气逼人。张军推开门，冷不丁地打个寒战，脸和鼻子挨了刀子似的疼。这些，他已经全然不顾，握着卤水瓶子，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奔向村外。此时，他只一门心思，那就是死，死了一了百了，再也不遭受人间的痛苦和折磨。铁路上，正有一列货车驶来。他想，钻进车轮里死得痛快，于是，他赶紧向铁路跑去。但是，当他赶到铁路边时，列车尾车在他面前呼啸而过。他突然想到不能这样体无完尸地给人留下悲惨场面和厌恶的印象。他见到路旁的电话线杆，走过去，面向东方，解开裤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上。这时，村里的一只公鸡叫了，刹那间，不少公鸡随声应和。伴着众鸡鸣唱，东方的天空已经渐渐发白，群星隐褪，周围的景色影影绰绰地现出轮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鸡鸣狗吠，马嘶牛吼，羊跃猪叫，儿呼女唤，朋嬉友闹，酒醉肉香，日出月落……这一切叫人陶醉眷恋，难以割舍。但这一切，不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只有耻辱、折磨和痛苦，并且给别人带来灾难。他对着空旷的原野，大声呼喊：“党组织，我对你从无二心，原谅我吧！”“ 冰洁、女儿，原谅我吧，我没办法呀！”呼喊声在寂静的原野里四处飘荡，哀婉凄楚。呼喊过，他拔掉卤水瓶塞，紧闭双眼，张开大口，“咕咚、咕咚”向嘴里倒进大半瓶。顿时，他感到五脏六腑撕裂似的剧疼，想努力再喝剩下的卤水，但手怎么也抬不起来，卤水瓶滑到地上，歪在脚下。一阵剧痛之后，他失去知觉。身体顺着电线杆渐渐向下滑，最后坐在地上，头耷拉在胸前。
民兵出操跑步到铁道口应该向后转，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哎!电线杆那有个人!”民兵们立刻顺着指引方向跑过去。民兵连长上前抬起张军脑袋，只见张军脸面痛苦异常，双眉紧蹙，双眼紧闭，口鼻移位扭曲。民兵连长仔细辨认才看清是张军。他把手放在张军的口鼻处，感觉不到一丝呼吸，摸摸手腕，隐约地感到有微弱的脉动。他一面招呼民兵抬人去村卫生所抢救，一面派人去公社和社教分团报告，请求来人处置。临走，把卤水瓶拣起，闻了闻，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卫生所外，不时有人来来去去地打探消息，始终围着二三十个人。人们表情沉重，长吁短叹，低声地议论:“这么年轻，可惜了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何苦呢。”
“这罪摊在谁身上也遭不起。”
正议论着，老邱头听到了，当啷一句:“反革命分子死一个少一个，死一个社会主义江山多一分稳定。”把众人议论呛回去，没有人再敢说啥。
卫生所里，张军脸色碳黑，痛苦状消失，显得十分平静。高冰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一只手摸着他的脉波，一只手不住地抹着涌出的泪水。两个女儿趴在张军身边。小的四岁，不懂事。大的六岁，撕心扯肺地反复呼喊着:“爸爸，爸爸，你醒醒，你醒醒。”见张军仍不醒来，就用小手去扒着张军的眼睛。见此，旁边的人无不为之落泪。社教分团长和村工作队长来了，两个人都虎着脸抿着嘴。卫生所大夫团团转，满头汗，无计可施，见二位到来，简要介绍情况后说:“脉搏越来越弱，十分危险。咱这卫生所技术和条件不好，赶紧转县医院吧。”
“抓紧转院，一定把他抢救过来。”分团长吩咐工作队长，“你立刻骑车到公社打电话，让县医院马上派救护车来。他这是畏罪自杀，一定有什么重大问题隐藏着，想一死了之，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死。否则，追查反革命集团工作就无法深入下去。”
救护车到来时已经八点多钟了。人到县医院已经不行了，抢救一阵子无效，九点十分脉搏停止了跳动。
高冰洁已经昏迷过去几次，经抢救又几次苏醒过来。终于，她冷静了许多，挺住了。她让人把张军姐姐找来，又给张军的弟弟张加林打了电话。姐姐来后只是默默地抽泣流泪，帮不上什么。
“什么？”张加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把电话机使劲儿压在耳朵上，证实哥哥死讯后，傻愣住好一会儿才说，“我立刻就过去。”
张军父母死得早，姐姐嫁人，爷爷和哑巴叔叔又先后死去，弟弟张加林完全靠张军抚养。在县委工作，张军很忙，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弟弟的生活细节。所谓抚养，也就是每月提供生活费。当时，高冰洁背着孩子蹲点下乡，自己家都无法照顾，更没多少时间关照张加林。张加林念书吃住在学校，工作后吃住在单位。每到换季时节，高冰洁才能关照一下张加林穿戴。年节一家人在一起短暂聚一聚，平时很少往来。对此，张加林很理解，并以哥嫂为荣。张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他跟着倒霉。他当时在商业系统百货站工作，作为张军的弟弟，他被列为反革命集团骨干，重点审查，向他索要“黑名单”。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反来复去地问，反来复去地答。
“你应该和张军划清界限，不然没你的好下场。”
“真的不知道，我也不能瞎编哪。”
他被开除了团籍，关在黑屋里半年多。吃饭、拉屎屁股后都跟个看狗的。最后，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榨，才把他放出来。回单位工作没几天，被调到打鱼队去打鱼，同于望山编在一个组。于望山在张军被打成反革命后，卓仁给他恢复了工作。他看到打鱼有赚头，上下班时间灵活自在，还能腾出时间干点啥，就主动要求到打鱼队。他俩在北泡子拉了一网，没打多少鱼，又换向南泡子。网重路滑不好走，张加林走慢了一点，于望山骂道:“你脚底板生疮了？”
“我，我，鞋里进水太滑，脚趾抓不住地。”张加林解释几句。
“你个王八犊子，你是张军的弟弟谁不知道？你还想反吧，告诉你，你放老实点，好好改造，不是你哥哥在台上的时候了。”于望山骂道。
张加林什么也不敢说，含泪把这些刺心的话咽到肚子里去。在打鱼队干了不几天，被通知调离商业系统到煤矿去挖煤。后来知道，王明华调到商业科当科长。他一见张加林就想到张军，气就不打一处来。在全体职工见面会，他讲完其它事情后，话题一转，表情严肃地说:“商业系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太淡薄了，对张军、王玉石反革命集团斗争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可是他们俩的弟弟都还在我们商业系统。同志们，革命的警惕性何在？怎么能这么糊涂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咱们商业系统经营吃的、喝的，万一他们搞破坏下毒，那可是人命关天哪！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因此决定，他俩必须近期调离，人事股抓紧办理。”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加林只好到煤矿下井挖煤，每天在低矮的矿井里爬进爬出，人不人鬼不鬼的，还要时刻提防着塌井和瓦斯爆炸。不到三个月，县委书记视察战备工作到煤矿，在矿井前接见矿工，当走到张加林跟前时，一愣：“你？”伸出的手刚要握，又缩回来。绕过张加林同别人握手去了。临走，把矿长叫到跟前郑重交待：“煤矿是战备物资重地，怎么能把张加林这样的人放在这里，尽快把他调走。”一句话，把他支回了县酱菜厂做豆腐。好景不长，又被调到很远的曙光页岩场采矿。知道哥哥的噩耗后，借辆自行车就往县城赶。到县医院，已近晌午。见到哥哥青黑的脸，散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他没有流泪，也没有劝嫂子，这些年的坎坷已经使他的心“硬”了。他找来水，给哥哥擦洗脸，又蘸水给哥哥梳了头，去商店给哥哥买了衣服换上。在翻整旧衣服时，在棉袄里兜里摸出一沓稿纸，展开一看是遗书，读着、读着，他开始流泪，继而抽泣起来。高冰洁看了后又昏厥过去，待清醒过来后，嘱咐张加林把遗书收藏好。张加林借了辆手推车，拉着张军和高冰洁回到村子。人死在外面，不能进屋，尸体放在院子里的木板上，用一个黄布单子盖着。生产队院里，借来姑姑的寿材，加班加点给张军做棺材。虽然张军平时人缘不错，但因为是反革命分子，又有社教工作队在，谁也不愿戴阶级混线这顶帽子，白天，很少有人来，但夜晚却有很多人偷偷地前来，说上几句话，送上捆烧纸，又偷偷地回去了。高冰洁从县医院回来的当天晚饭后，工作队长把她找到隔壁姑姑家，扳着面孔问：“张军为什么死的？”
“是你们逼死的。”高冰洁悲痛加上气愤，没好气地说。
“不对，张军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他这是畏罪自杀。”
“他究竟有什么罪？”高冰洁怒不可遏，“就是你们东拼西凑的那些罪名吗？那是有意迫害！张军是我的丈夫，我了解他、信任他，他不是坏人，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更不是反革命分子，是党的好干部。他活着的时候，你们编织罪名又撤职又蹲监狱又管制改造，难道死了也不能放过他吗？还要给他乱加罪名吗？太过分了。”
“高冰洁，你老实点！”工作队长气急败坏。
“我也不是你们的管制对象，凭什么让我老实点。过去，我老是怕给张军添麻烦，现在张军死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也不用再老实了。我要说，要说，张军就是你们逼死的。”
“高冰洁，你说话要注意阶级立场。管制的帽子在无产阶级手中，随时可以给表现不好的人戴上。你再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被管制的帽子就会扣到你的头上的！”工作队长威胁道。
“好哇，已经到了这个份，我也活够了，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别说管制，枪毙都行，随便！我等着。”说完，扭身回家了。
工作队长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
因工作队长定张军畏罪自杀，一些人怕沾阶级混线边，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来的人不多，抬杠的人凑不齐。高冰洁东拜西拜都推说有事不能到场。没办法，她只好给生产队长跪下，求给出车拉出去。生产队长表示出趟车不难，但拉张军这事他不敢定。队长请示大队长，大队长请示工作队，工作队长请示公社社教分团。社教分团正式开会研究，议论一阵子没个准主意，有的说社会主义的车不能拉反革命分子，有的说死人是个人家的事，组织上不必过问。最后马凤举说了句：“人死了，不管是谁，还能放在家里臭了不成。”这才用车把棺材拉出去。
清晨，寒风中，高冰洁已经没有眼泪，两眼茫然，在姑姑搀扶下晃晃悠悠地跟车去往墓地。六岁的大女儿坐在车上扛着纸幡，小脸冻得通红，哭哭咧咧地淌着青鼻涕。稀稀落落的送葬队伍里，桑彬紧紧抿着嘴，扬着下巴颏儿，旁若无人，倔犟的走着。从大清早赶到这里一直到送葬，他没有说一句话。启灵前，他到张军棺位前硬撅撅地敬了三个礼，把五十元钱交到高冰洁手中，又在高冰洁肩上重重拍了拍，“嗨”了一声，然后，站在人群后，冷眼中射着寒光。
送葬队伍快到墓地了，默默的人群后边突然传来吵嚷声，人们止住脚步，回头看究竟。
“张军，操！你个孬种，就这么点度量，至于这样吗？多点鸡巴事，有什么扛不住的？”杨川跃喘着粗气，骂骂咧咧地大步赶上来，又用拳头在棺材上狠狠地砸着，不住地喊，“孬种，孬种……”他知道消息时，默默地流泪，什么也没说。送葬这天早晨，他后半夜两点多钟动身，黑夜中，走错了一段路，赶到村里时，灵车已经走了，他一路小跑追过来。拍过棺材后，拿出酒瓶子，慢慢向棺材上倒酒。
人群中，还默默地走着玉翠、顺姬。岁月剥蚀了她们的青春，但却没有剥蚀她们同张军当年的情谊。她俩脸上静默着，各自的心中却波澜起伏，另有一番滋味。她们都失去了他。
她俩的到来，引起村里人窃窃私语。
“张军，你有冤屈我知道，可你不该狠心地扔下我们这孤儿寡母。你走了，心静了，没想想我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高冰洁一边烧纸一边说，“你放心吧，我想啥办法也要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拉扯成人。你的冤屈是中央定的，翻不过来了。你去跟阎王爷说清楚，还个清白，再托生到世上给个好去处……”玉翠、顺姬拉扯着把她拽起，三个人相视一会儿，紧紧拥抱在一起，许久，她们才上车，踏上回家的路。西岗子山根下，一副白茬棺材刺眼地摆在雪地里，孤孤零零，任凭风雪严寒扑打。冬季天寒地冻，无法挖井下葬，只好把棺材露天放在墓地，待来年春天开化后再安葬。
烧头七那天，高冰洁来到墓地，见棺材前新摆了供果，并有烧过的纸灰。这是谁呢？她心中直画魂儿。回到家里，姑姑在等她，递给她一个鼓鼓囊囊信封说：“刚才来了一个女同志，说是认识你，从坟地回来，让我把这个信封交给你。”
“人呢？”
“坐车走了。”
高冰洁打开信封，里面装一千元钱和一张信纸。天哪，是她？高冰洁立刻火冒三丈，把钱和信纸狠狠地摔在地上，一边用脚使劲儿地践踏，一边咬牙切齿地说：“谁稀罕你的臭钱，不是因为你我们哪能有今天。鳄鱼，狠毒的鳄鱼！猫哭耗子！”
“冰洁，你这是干什么！跟钱过不去，真是的。”姑姑把高冰洁推坐在炕沿边，俯身把钱拣起来塞给她，“这是啥事？”
高冰洁不仅没接，反而手一挥，把钱打飞，散落一地，赌气地说：“这钱烧手，谁爱要谁要。”
“没人管你的事。”姑姑生气了，一跺脚走了。
许久，她冷静下来，拣起信纸详细看到：
冰洁：
我对不住你和张军。当时你们结婚，我嫉妒你，痛恨张军，把张军一些缺点毛病夸大告到省纪委。原本是想让上级批评一下张军，甚至给个什么处分，给自己出出气，没想到却弄出这么个结果。张军含恨而亡，给你带来痛苦。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悔之莫及，只能向你深深地道歉。送上些钱解生活困难，但这并不能顶替我的过失。冰洁，虽然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很长，但你终于得到了他，你还算幸福，我却不能，羡慕中我仍然有些嫉妒。
冰洁，别的忙我帮不上，生活上困难时来找我。
再一次道歉。
闫淑萍
“闫淑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军死了。”刘厚田在张军死的当天，乐掂掂地给闫淑萍打电话。
“怎么死的？”闫淑萍一惊，急切地问。
“畏罪服毒自杀，真是解我心头之恨……”
闫淑萍木然地拿着话筒，流下了眼泪，没听到刘厚田再说些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张军被打成反革命，她已经受到良心谴责，至今，张军又被逼不过自杀，她更加追悔莫及，有一种负罪感。几天来，她的心像塞块石头，沉甸甸的，脑子混混沌沌的，像盆糨糊，夜里迷迷登登睡不实，闭上眼睛就看见张军向她索命。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噩梦惊醒，一惊一炸，有时候哭出声来，弄得丈夫刘文喜惊慌无措。冷静些后，烧头期前一天，她乘车返回乌苏县河沿村。第二天一大早，她到张军墓前，默默地久久地伫立着，心里说：“张军，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的性格，你实在挺不住了才这样做的。我不求你原谅我，我一定想办法补偿的……”
高冰洁把钱拣起装进信封，赶到公社邮局，把钱给闫淑萍寄了回去，自己倒搭了邮资。
真是烂眼睛遭苍蝇。春节刚过，小女儿不知得了什么病，浑身烧得火炭似的，迷迷登登一个劲儿说胡话。到卫生所打了几针不见效，想到县医院看病手头没钱，四处又借不到。此时，后悔把闫淑萍的钱寄了回去。“老天爷，你怎么这样不公平，你不能睁开眼可怜可怜我们吗？保佑我孩子好病吧。”高冰洁过去不信什么鬼神，可现在为了孩子她跪着求天拜地，但是，老天爷的眼睛没睁开，孩子的眼睛也没睁开，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心已经碎了，脸色白得吓人，挂着泪，全身颤抖，沉默不语，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老怕谁抢了去似的。漫漫长夜，她就这么抱着。再过两个时辰就亮天了，姑姑请来个阴
“冰洁，放手吧，孩子死了也活不过来，早晚得扔了，等一会儿天亮了就不好扔了。”姑姑劝着，要从她怀里把孩子抱过来，但高冰洁却向后躲闪。
“冰洁，孩子是你心头上的肉，你心情我们知道，可这样终归不是事，想开点吧，快把孩子给我，多想想活着的孩子吧。”
高冰洁听进去了，想了一会儿说：“孩子来到世上活了四年，不能这么扔到山沟里喂野兽，得给她钉个匣子装好，放在她爸爸身边，也好有个关照。”
“好，好。”姑姑摸黑把张木匠从家里叫起，找来两块长木板，三下五除二，一个小木匣子棺材就钉成了。高冰洁把孩子平时的衣服、小被、喜欢的布娃娃都一同放进木匣子。天已放亮，她同阴
“张军，我对不起你，我答应你把孩子养大成人，可小女儿却不幸赶来找你了。孩子就在你身边，你好好照顾她吧。我会常来看你们的，呜——”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失声痛哭，一阵又一阵，一阵高一阵。阴阳先生常年办丧事，死人的事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见此情景也禁不住为之动容。
姑姑流着泪把高冰洁从墓地拉回家。但她心却在墓地，每隔几天，高冰洁就到墓地去一次，久久地才回来。
寒来暑往，高冰洁带着一个孩子苦撑了六年，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经人劝说，同东方煤矿的一名工人结了婚，孩子随了继父的姓。
张军墓上的蒿草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改嫁他人，高冰洁向张军告别，摆上供品，点燃香，烧过纸，高冰洁让女儿给张军磕了三个头，然后她沉沉地低声说：“张军，我又一次对不起你了，原谅我，我带一个孩子，挣一天几角钱的工分实在没法活下去。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我要为孩子找一条生路，把她养大。我走远了，不能常来看你，但我们每年清明节和七月十五一定会来的。咱们小女儿在你身旁，你一定要照顾好。”叨咕过，她从怀里掏出张军上朝鲜时她送给他的手表，挖开坟土，把表埋进去，又说：“这是咱俩的定情之物，还是留给你，做个纪念。”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墓地，踏上了远嫁之路。
四十五 江清天蓝
二十几年过去。
熬过漫长冬季，江水挣脱冰封的压抑和束缚，荡涤着冰排，汹涌澎湃地向东滚滚而去。太阳暖融融地照着，返青的枝条在微风中摆动。朝阳坡上，小草已经露出青青的草尖，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田间，偶或有人挖小根蒜，寻找婆婆丁。
煤矿工人俱乐部晚场放映电影《伤痕》。随着剧情的展开和深入，高冰洁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电影中主人公遭遇的政治迫害和苦难，使她想起自己和张军的遭遇，而且比电影中主人公更加凄惨。没等电影演完，她已经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急匆匆地向家奔走。
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已经陆续平反，落实了政策。多少个不眠之夜，她萌动过找组织给张军平反的想法，但顾虑是中央批准的二十几年前的案件，又是个案，难以翻过来。征求过一些人意见，也都摇头，萌动过的想法和勇气渐渐地消逝。看了《伤痕》电影，消逝的想法和勇气骤然在心中升腾。心急路长，从俱乐部到她家，只有
党中央：
“张、王事件”沉冤二十五年。二十多年来，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有话要说，有理要辩，但过去一直没有申诉。因为我不敢，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遭来祸害。如今，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平反冤假错案，连刘少奇这最大冤案都得以昭雪，使我对解决“张、王事件”冤案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和勇气。我认真负责向党中央申诉：张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更不是反革命，而是党的好干部。一个人的出身是不容选择的，要走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一页，两页，三页……高冰洁一口气写下了十六页。从张军读书、参加独立团、斗争自己爷爷等等，一直写到喝药自尽，满含热泪，饱述辛酸、委屈，逐条地驳斥了卓仁给张军、王玉石栽加的不实、诬陷之辞，同时也客观地评价了张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她在申诉中呐喊疾呼：
张军他斗争了自己的爷爷，背叛自己的家庭，死心塌地的跟党走。谁不知道上朝鲜战场出生入死？但他主动请战，经受了炮火的考验，这样不贪生，不怕死，对党无限赤诚，把自己献给革命事业的人怎么能够反党呢？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他是好人、是好党员、是好干部。请组织重新审查张军的问题，还他一个清白！
她写完后又用复写纸誊写四份，给中央、省委、地委各一份。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天已经亮了。太阳虽然还没出来，但已经在山后放射出光芒，天地间一片明亮。她草草地吃了口饭，就往镇上的邮局赶，办了挂号邮寄。信件超重，又加了邮资。当把信投入信筒时，她感到做完了一件大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浑身轻松。回家的路上，她的思绪已经随着信越过高山大河，飞到北京，落到中央领导的桌上。从此，她天天想，夜夜盼，期待着有一天接到平反的复信。每天，她都到矿上收发室等待邮递员到来，希望邮包中有自己所盼，但每次都失望扫兴而归。回家后，她分别给张军同案人写信呼吁他们共同请求复查平反，很久都没有音讯。时间在盼望中流逝，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上级的回音。她不甘心如此，把家安顿一下，乘车去了乌苏县，找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马凤举热情地接待她。
“凤举，张军的事从头至尾你都清楚，你又抓落实政策，你给用心点。平反了，张军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再说，还株连到不少无辜的人。”高冰洁心一酸，眼睛有些发红。
“高主任”，马凤举仍用老称呼，“张书记的事，县里正经人都心明镜似的。你的信也接到了，并给县领导和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题报告过了，都感到中央没说法，目前地、县不好操作。”
“就这样了？我死也不甘心，我下决心把此案翻过来。你抓这项工作的，知道关节点，给出个主意。”
马凤举想了想说：“此案是省查办的，有了结论后报中央批的。按照审批程序和权限，谁批谁平反。你要翻案，必须找省和中央，找地县恐怕难以解决。”
“对，对，下级怎能推翻上级的结论呢？”高冰洁恍然大悟，“我现在就去省，省解决不了，就去中央，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还张军一个清白。”
“住两天再走，我把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
“合适吗？不会给别人添麻烦？”高冰洁有些担心。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政治气候了。”
高冰洁在县招待所住下，同还在县里的桑彬、杨川跃、赵洪洋、曲丰德等人在一起相聚，也有没接到通知听到信来看望她的。二十多年过去，青丝中添了华发，光滑的脸上已经挤着皱纹。抚今追昔，悲悲切切，唉声叹气中每个人都报着一线希望，给高冰洁进省进京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支持，并商定大家分别申诉，一齐向上找。
省城面貌没有多大变化，但已经物是人非。到了省委大院，每一处都引发着她对过去的记忆，心一酸，泪水情不自禁夺眶而出。眼泪流过一会儿，她稳定一下情绪，擦去泪痕，推开纪委办公室门。刚迈进门槛，突然，脚步一下子停住了，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在开门的一刹那儿，沙发上闫淑萍下意识向门口处张望一眼，突然也愣住了神。俩人骤然相遇，缺少心理准备，一时面面相觑，空气也仿佛凝固了。僵持一会儿，高冰洁欲转身出门。
“高姐！”闫淑萍疾步上前，拉住高冰洁的手。
“谁是你的高姐？我不认识你！”高冰洁气愤地甩掉闫淑萍的手，一脚踏进屋。
“高姐，请你原谅……”闫淑萍近乎哀求，
“原谅？说得轻巧，我们可是家破人亡哪。”高冰洁打断闫淑萍的话，心中又一酸，眼泪在眼圈儿了。
“你们别吵了，这里是纪委，要吵出去吵！”纪委办公室主任喝道。见两人消停了，马上和颜悦色说：“坐下，坐下，你俩的事回去分辩。闫淑萍，我接着和你讲。刚才讲到哪了？都让你们气糊涂了。啊，啊，对，材料，你给纪委写的材料《乌苏县张、王事件真相》已经收到，是要求平反的，已经交给副书记卓仁了。”
高冰洁听着发懵，满脸狐疑地看看闫淑萍。
“怎么能交给他呢？”闫淑萍急中有些埋怨。
“按领导分工他负责案件审理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办公室主任没理解闫淑萍的意思，解释道。
“张、王事件就是他当年主持搞出来的，他能轻易地推翻吗？”闫淑萍又补充道，“当然，是根据我的举报材料。”
“噢？”办公室主任一愣，咂咂嘴，想了想说，“哎呀，这事可就复杂了，他要没个态度，别人还真不好插手。”
“那他什么态度？”
“不知道。他有病在家休息，需要他阅的文件、材料我们送到他家，返回的材料中没有你写来的。”办公室主任话题一转，“这可真奇怪，当初是你举报的，如今又来要求平反，唱的是哪出呢？”
高冰洁以同样心情用眼光在闫淑萍脸上寻求答案。
闫淑萍沉默半晌，以沉重的心情向办公室主任解释，更是说给高冰洁听的：“当年，因为张军拒绝了我的爱情，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当时年轻气盛，一心想报复他。我没得到的东西我就砸碎它。抱着这么个想法，就把张军在乌苏县的一些事同他阶级出身联系起来，生拉硬拽，上纲上线，和刘厚田一起给省纪委写了检举信。原来想让他挨顿批评或给个什么处分，我们出出气，解解恨，没想到省纪委格外重视，派卓仁去调查，越搞越严重，最后弄成个悲惨下场。当时，我很后悔，曾以撤诉做过阻止的努力，但已经由不得我了。现在，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张军一个清白。”
“你的精神十分可嘉，可你想过没有，还张军一个清白，那么你就是污浊的。”办公室主任半开玩笑地说。
“这是必然的，但我心里会得到安慰，否则，我会一辈子不安的，这是我一块心病。”闫淑萍哽咽住。
“这件事到现在只能等卓仁同志意见，或是同意，或是转给其他领导阅审。你先回去，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办公室主任转向高冰洁，“你是什么事？”见闫淑萍坐着没动，催促道：“你可以走了。”
“我们俩一个事。”闫淑萍说。
办公室主任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分别打量着她俩。
“我是张军妻子。”高冰洁自我介绍。
“噢，我说你们刚才争吵呢。”办公室主任恍然大悟，点点头，然后说，“你的申诉材料，还有同案涉及人的申诉材料一共有十多份都交给了卓仁同志。”
“你把我们的申诉材料交给他是不妥当的，自己刀能削自己把吗？”
“我并不是故意的。二十多年了，机关里换了几茬人，老同志没有几个，我来了刚两年，根本不知道此事，也怪我粗心，见是申诉材料，就批转给卓仁同志，没详细看内容。按理，卓仁同志应该提出回避。”
“那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高冰洁盯着他问。
“这？这……”办公室主任沉吟着，思索着，为难地说，“目前只能等等卓仁同志意见，往回要材料不好。
“他不会压下吧？”高冰洁问。
“不会，文件阅送有登记，行否都要返回。这么长时间没返回，我想他一定慎重地掂量该怎么办。你们再等等，估计快了。”
“我可等不起，恨不得立刻有个说法。你不好往回要，我去要，要回来送给省委领导。顺便看看他什么态度。他家住哪？”
“这——”办公室主任迟疑不想告诉。
“我不会说是你告诉的。”高冰洁发誓，“我保证。”
办公室主任告诉了她。
“高姐，我陪你去。”闫淑萍站起来。
高冰洁没赞成，也没反对，她从心里已经谅解了。两人无话说，默默地走着。
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了卓仁年轻的容貌。他那微微发胖的脸略似浮肿，苍白而无光泽。眼睛有些朦胧模糊。额头、眼角处挤出几条不规则皱纹，头发稀疏发白。仍然没有变化的是那严肃而淡漠的表情，给他那张面具似的死板面孔添上几分造作。高冰洁、闫淑萍突然到访，使他感到非常突然，但惊讶表情瞬间即逝，不凉不热地把她俩让进屋，然后把头仰靠在沙发上，只顾用右手揉掐着两个太阳穴，好像屋里没有她们俩。
“卓仁同志，”高冰洁本来就满肚怨气，见他这副不搭不理的模样，一股火直蹿头顶，提高了声音，“卓仁同志！”
“听着那。”卓仁手依然没离太阳穴，“我高血压，迷糊。”
“张军的案件该平反了吧？”高冰洁直截了当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没个说法？”
卓仁想了一会儿才说：“张军等人案件比复杂，三五句话说不清楚，中央又没有说法。再说，我也不能直接答复你什么。”
“卓书记，”闫淑萍显得尊重些，“在当时的气候下咱们都深陷其中，拿糊涂当明白，拿‘左倾’当党性。时隔二十多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用说，咱们心里都清楚。张军、王玉石够惨的了。家人不想追究什么，只要你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就行。”
“正确不正确，公道不公道，只有事知道，我们谁也说了不算，要听省委意见，按程序，应由中央最后决定。”卓仁终于把手从太阳穴上拿下来，给纪委办公室主任挂了电话，让他把材料取回去。
“那你的意见呢？”闫淑萍问。
“按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办，这就是我的意见。”
“案件当时是你查办的，你的态度很重要。”闫淑萍耐心地说，“担点责任，主动给省委说句话，也算求你了。”
卓仁又把头仰在沙发背上，用手揉掐太阳穴，迟迟不说话。
“算了，淑萍，别求他了，我已经知道他啥想法了。”高冰洁脸色涨红，突然站起来，眼睛瞪着卓仁，愤怒地说，“我们家让你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不人鬼不鬼的，你的良心就没有遭到自我谴责吗？现在，让你帮助说句公道话都不肯，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走！淑萍，我们走！”高冰洁拉起闫淑萍怒气冲冲地向外走，“啪！”一使劲儿，狠狠地把门摔上。
俩人一商量，兵分两路。高冰洁上北京，闫淑萍留在省里。
上午十点多钟，列车广播：“旅客同志们，前方到站就是我们这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站。北京是我们祖国的首都……”高冰洁没来过北京，这次决定来北京，登上火车那一刹那，心中就有些异样的感觉。北京真的到了，来到了思念过多次的祖国心脏，她的心禁不住呼呼地撞击胸膛。她站在天安门广场，仰望天安门城楼，慢慢地闭上眼睛，屏住气，感觉自己正站在巅峰上，放眼四顾，俯瞰到了祖国各地，胸怀一下宽阔无垠，憋闷的心顿觉亮堂起来。她无心观看北京景色，七折八问，找到了中央信访局。一位着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接待了她。她简要地申诉了情况和要求。
“我知道这件事。”中年男子拿过文件处理登记簿，“中央领导对你上访材料很重视，是这样批示的，‘此案件授权省委重新调查、研究处理，结果报中央备案。中央对冤假错案的态度是，全都错了全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无论哪年的，无论哪级批准的都应如此。’批件昨天到，上午已发往你们省，你回去等着吧。”
“什么？”她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但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见中年男子点点头，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泪“哗”地涌出来，顺着脸庞不断线流下来。二十多年的委屈、悲伤、苦难、辛酸……全都变成泪水，化做血，无止境地涌出来。“呜……”，她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趴在桌子上，越哭越厉害。中年男子很理解她，没有劝解也没制止。十多分钟过去，她由嚎啕大哭变成了抽泣、呜咽，身躯在剧烈地抽动。当她走出信访局时，已经浑身轻松。看天，天蓝。看云，云白。看太阳，太阳明亮。看人，人人和蔼可亲。按情理，有了这样的结果，她可以在京城停留几天，到处走走看看，但她却在当天下午乘车往回返，急着早一点把消息带回去。
省委责成地委派出复查组，进驻乌苏县。一时，乌苏县鼎沸。复查组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复查案件比新查案件复杂，结论不仅是对事实本身的认定，还是对原案的肯定或否定。因此，思想感情上不能有一丝倾向性。复查组把一米多厚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翻看过不知多少遍，把原所有证人找过后，又扩大取证范围。历经四个月，又积攒起一米半厚的卷宗材料，最后，形成复查处理报告。认定：
原定张军、王玉石对五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进行拉拢，提拔重用，与事实不符。其中，张军不知李清泉隐瞒富农家庭成分介绍其入党，虽然发现后，做过组织处理，但张军是有责任的。
原定张军、王玉石打击排斥工农干部与事实不符。但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工农干部吃不开了，是片面和错误的。
原定张军、王玉石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在县委机关和学校发展了十五名有问题的党员是不实的。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列为积极分子是许可的，并且都不是由张军和王玉石指定的。不存企图改变乌苏县党的面貌问题。
原定张军和王玉石为掩盖自己错误，对检举者进行明目张胆地有计划打击报复不实。张军在李志新请假问题上说话不够冷静是不对的。王玉石对小品文作者进行批评是事实，但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团结，并不是打击报复。
原定张军破坏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公开提出团结富农，致使地主、富农十分嚣张，与事实不符。对地主、富农剥夺政治权利，给以生活出路；新富农凡不是反革命的，即可团结；地富已恢复公民权，经济上没有剥削者可以入社，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这些，符合当时的农村阶级政策。将一些表现好的地、富子弟吸收为民兵是符合省军区通知精神的。不存在让伪警、宪、特当民兵问题。杨川跃酒后耍酒疯；甄仁有调戏妇女行为；张军、王玉石等人单身，有时一起下酒馆；张军与高冰洁在恋爱期间发生过两性关系；张军骄傲情绪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以此确定为原县委的政治生活、私生活充满邪气，互相吹嘘捧场，互相包庇错误，强调个人作用，宣传个人崇拜是不恰当的。
张军是富农出身，但他背叛自己阶级出身，在土改、抗美援朝、经济建设时期表现突出，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原定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党内投机，与事实不符。王玉石家庭成分划分定为贫民是正确的，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原定张军、王玉石为反革命、坏分子均无事实根据。
原乌苏县委比较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原定县委被汉奸、敌伪人员、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张军、王玉石等人篡夺，是不能成立的。原乌苏县委和张军、王玉石等人的案件是一起错案。建议中央、省委撤销一切处分决定，为张军、王玉石及受牵连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应分别具体情况，按照政策，解决工作、生活待遇等问题。
复查组出于慎重，在复查报告形成后，没向省委报告前，给卓仁同志家里打电话，想请他看看材料，征求他的意见，就有些重要问题进一步核实。他是原案件办案人，兼听则明，两面意见都听听有好处。
“话，我是要说的。但乌苏县的案件时间比较长了，有些事需要回忆。此案件很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高血压病很重，头昏脑胀，现在说不了，等我病好以后再说吧。”卓仁有气无力，慢条斯理，但态度却坚决。当得知近日就要向省委汇报，不容再拖下去时，他一改有气无力病态，厉声地批评道：“此案件非此即彼。有你们这样办案的吗？我还是纪委副书记，又是原办案负责人，了解案情，最有发言权。可你们临向省常委会汇报才找我，不会故意避开我吧？再说，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就不能放一放，等我病好再说？就这么着急么？”他缓了口气，不耐烦地说，“算了，你们汇报吧，省委咋决定咋办，我不发表意见了。”他没容对方辩解，“啪”地把电话筒挂上，嘟囔一句，“此一时彼一时。”胸脯一起一伏，喘着粗气，一阵眩晕袭来，他赶紧找出两片药吞下去。
省委很快做出批复，同意复查组意见。平反大会在乌苏县电影院举行，地委一名副书记到会。会场内，座无虚席。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各公社党政主要领导人人端庄严肃，没了过去会前说笑吵闹的场面。主席台上，除了地、县领导外，坐着原涉案的县级领导干部和高冰洁、杨桂兰。会议开始，全体起立，为张军、王玉石默哀一分钟。地委副书记语调低沉地宣读省委《关于对原乌苏县委和张军、王玉石等人予以平反的批复》
中共乌苏县委：
省委常委
特此批复
一九八0年九月六日
地委副书记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高冰洁代表被平反人讲话。她缓缓走到讲台，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阵剧烈的震动通过全身，拿稿的双手微微颤抖。嘴唇机械地动了一下，想说“各位领导，同志们”没发出声音，眼泪流下来，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她擦一把眼泪，努力地拼命想把呜咽噎回去，但眼泪却不断地涌出来，停了一会儿，她情绪稳定了些，憋足了劲儿，哽咽着：“各位领导，同志们，二十多年前，张军、王玉石蒙受不白之冤被革职判刑，后又含冤离开人世。今天，在这里召开平反大会，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张军他们九泉之下……”讲到这里，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只觉眼前一黑，两腿一软，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高冰洁栽倒在讲台旁，台上台下一时慌乱。
“大家不要乱，高冰洁因悲伤过度，一时休克没有危险，马上就送医院。”主持人重复两遍后，同地、县委领导简单碰一下头，又走到话筒前，“现在继续开会，由我代读高冰洁发言。”
尾声
张军和小女儿坟地四边用砖砌筑
张军，祖籍山东，一九二八年生于乌苏县河沿村。历任宣传队员、土改工作队队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委员、副书记、书记职务。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土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奋勇当先，屡建奇功，深受群众爱戴。一九五五年遭受不白之冤被错误地革职法办。虽然蒙冤然而却始终没有堕其志，弃其忠。不堪忍受屈辱，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尽身亡。拳拳之心，日月可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九八零年九月得以平反昭雪，还其清白。特立此碑，告慰亡灵，昭告天下，勉励后人。
乌苏县委、县政府谨文
于一九八0年九月
高冰洁领着女儿、女婿、外孙，摆上供品，点燃香火，一起跪下，待孩子们磕过头，她拿出平反决定，一边流泪一边说：“张军，还有妈妈的宝贝小女儿，我们来看你啦。张军，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我给你念念省委的平反决定。”高冰洁念过一遍后说道，“你听清了吗？我再给你念一遍。”又念过一便后说，“我给你送过去，你亲眼看看吧。”她把平反决定放在烧纸上点燃，平反决定刹时变作灰烬。一阵风过来，纸灰飘落到墓上。
“妈妈，那是凭据，你怎么把它烧了？”女儿想制止已经来不及。
高冰洁抚摸着石碑说：“它不是更好的凭据吗？”
黑云低垂，天空灰暗。“哇、哇……”一只乌鸦落在一棵孤零零、枯死的老杨树上伸着脖颈向远处不停地呼唤。闫淑萍只身一人来到张军墓地，闭着眼睛，喃喃私语，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到：“张军，我又来看你了。为你蒙冤，我后悔二十几年，我对不起你。如今你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我的心里多少得到些安慰，但它永远抹不去我心灵上的终生遗憾。我为你平反奔走呼喊，人们说我这是良心发现，我承认，但这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因为我至今仍然深深地爱着你，人们不会知道的，张军，你知道么？”
雨在云中挂不住，淅淅沥沥地飘落，越来越大。
乌鸦独自飞去。
后 记
自己本是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是文学工作者的另类，却硬往本来就已经站满人的文学创作窄桥上挤。然而，眼高手低，写了些东西，并无什么成就。虽然如此，有感而发的写作欲望时常冲撞自己，时不时地动笔创作，怪得很，不动笔手痒。这许是一种文学情结，不能割舍的情结，一种没有外在压力的自讨苦吃。
有感悟而产生强烈写作该书欲望，那还是二十年前的事，一次次去档案局查阅资料，一次次去实地采访，一次次欣然命笔，却因多种原因搁置下来，没有写成该书。但多年以来，一直不忍舍弃，时常萌生创作此书的意念。拖至两年前，终得宽余，朝花夕拾，把原来积累翻腾出来，开始该书的写作，踏上了自己二十几年的追求之路。截止收笔，总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把它奉献给读者。
人生是旅途，爱情是旅途的力量。爱深恨切，有些时候，会因爱产生恨，爱也是恨，恨也就是爱。该书以一桩冤假错案为情节展开，是一部悲剧性小说。然而冤假错案的爆发，并非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导火索却是爱情上的纠葛，是由爱导致恨的力量的释放。该书无意翻拣那些冤假错案的碎片，再去划破人们已经愈合的心灵，而是以爱情为主线，把这些碎片串连起来，成为珍珠彩练，戴在项间，展示爱情的美丽，爱情的魔力。力图在撕破了给人看的同时，讴歌人性美，呼唤善良、真诚、仁爱。
人物的命运，顺畅和悖时，似乎带有偶然性，冥冥之中又好像有必然性，在苦涩辛酸挣扎中，有其不可躲避的归宿。其实，是生活歪曲了他，也歪曲了她，政治使爱恨情感得以放大。生活也是公正的，他最终得以还原，但事情的本身却值得我们深思、回味、彻悟。
该书是部小说，书中人物、情节等采摘于现实生活中，经过重新构思和联想，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是虚构的典型人物和情节，并非真人真事的再现，并非纪实文学。小说人物、情节如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子，那也是偶然和巧合。请读者不要主动地对号入座或费心地猜测，还是静心地读“书”为好。
该书出版能够慰藉自己，但由于自己文学创作水准不高，此书难免粗糙拙劣，有碍读者视觉，浪费读者时间，请读者原谅。
该书在创作中得到牡丹江市档案馆和代英夫、张天韧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于宪国
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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